【伊藤詩織專訪1】黑箱之外還有更大黑箱？ 《黑箱日記》入選奧斯卡紀錄片15強卻無法在日本上映 - 鏡週刊...

【伊藤詩織專訪2】她開記者會控權勢性侵卻被檢討「沒有扣上所有扣子」 伊藤詩織幽默回應：「我乾脆穿泳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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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記者會需要跳下懸崖的勇氣，我們問起是否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讓她下定決心？她斬釘截鐵地說，沒有，但那一年，是日本強姦罪長達110年未修訂以來，第一次進入國會討論議程。「作為一個倖存者，我敲遍司法和警察系統的每一扇門，但全都沒用，他們甚至可能刻意掩蓋。公開這件事不僅是為了重新審理我的案件，也是想對國會施加壓力，如果我不大聲疾呼，他們可能會推遲修法，甚至完全忘記。同時，這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行動，我必須向其他記者尋求幫助，因為我無法直接對那些可能阻止逮捕加害者的人提問。」

黑箱日記 metoo

伊藤詩織小時候最愛的卡通是《麵包超人》，有著圓圓臉的英雄會把自己臉上的麵包分給飢餓的人。我們讚她像麵包超人，她卻說自己是紅精靈（Dokin-chan）—與反派角色細菌人站在一起的任性驕縱小女孩。「我一直想當麵包超人，但媽媽總是叫我紅精靈，因為她覺得我總是很自私，只顧自己想要什麼。我離英雄還差得遠，我並不是那種好榜樣的人，不過…這就是我啦。」她調皮一笑。她小時候就很有正義感，沒有辦法對欺負弱小的人視而不見，曾經把一個男生揍到流鼻血，母親還親自登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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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詩織說：「外國特派員協會一開始很猶豫，他們認為我不應該去，但後來他們說我是記者，有權利出現在那裡。對我來說，以記者身分出現在那個房間裡，就是一個訊息—我挺過來了，他沒能擊垮我。那比官司勝訴本身更重要。」陪伴伊藤詩織經歷多場法律訴訟與死亡威脅的製片人漢娜．阿奎林（Hanna Aqvilin）說，詩織當時經過深思熟慮，與友人、其他記者討論後，決定出席這場記者會，「她的出席，是堅韌的象徵，也是這場倖存旅程中的重要時刻。」

「詩織選擇公開她的故事，這完全是她自己的決定。我認為，當時沒人建議她這麼做。她選擇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即使這伴隨著巨大風險。」漢娜．阿奎林陪伴伊藤詩織走了將近10年的旅程，坦言《黑箱日記》拍攝過程特別艱難，因為這是一部關於伊藤詩織自身生活的作品：「倖存的意義在於持續活下去。這不像民事訴訟，勝利以後就能輕易翻篇。我認為，整部《黑箱日記》反映一個現實—性暴力傷口可以癒合，但疤痕會一直存在。」

漢娜．阿奎林說，許多人讚伊藤詩織「堅強」「勇敢」，但伊藤詩織其實很抗拒這種「讚美」。「在日本，詩織的案件成為一個象徵。她明白，如果她沒有成功，可能會讓其他倖存者失去站出來的勇氣。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正如詩織所說，她只是個普通人，並不是真的堅強，只是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行。」

漢娜．阿奎林也觀察，伊藤詩織有超強行動力，「詩織曾赴獅子山共和國，報導女性生殖器割禮（FGM）議題。她獨自前往當地報導這個關於不公正的故事，她與人建立聯繫、並贏得信任的能力，讓人敬佩。」「她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並且對改變世界深懷使命感，希望報導、傾聽那些受壓制、被忽視的聲音。」
伊藤詩織與漢娜．阿奎林合開的製作公司取名「Hanashi」，既是2人名字的合體，也是日文「發聲」的意思。藉由書寫與發聲，伊藤詩織找回自己的話語權與主體性，那也是療癒與復原的重要關鍵。

談到復原，她嘗試過打泰拳、瑜伽、冥想，去年5月還踏上「四國遍路」88所寺廟朝聖巡禮，環形路線全長1,400公里，她花2週走了400公里，還跳進海中，感覺到不再背負著身體重量的輕盈感。她說自己進步了，「當我恐慌發作、呼吸困難時，我學會如何應對。復原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對我來說，完成這部電影並分享，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療癒方式，因為我可以重新建構自己的故事，擁有講述這個故事的主導權。」

【伊藤詩織專訪4】「看到櫻花和禿頭都可能恐慌發作」 她遭遇性暴力花近十年克服恐慌 - 鏡週刊 Mi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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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說考慮搬來台灣。有次音樂大師坂本龍一在台灣中部山區與原住民一起唱歌，特地發了訊息和影片給她，說她一定會喜歡這裡，邀請她過來玩。坂本龍一是在輿論一面倒時，最早公開支持她的名人，話鋒一轉，她神色黯淡下來，「他本來打算為這部電影配樂，但後來他過世了。」
事件已經過了9年半。那些觸發創傷的因子總是藏在日常生活細節，在毫無防備時襲來，有次她猛然想起，已經四年沒有看櫻花了，只因案件發生在櫻花盛開的季節。為了紀錄片，她拍了隨波逐流的櫻花花瓣，似乎象徵不再一樣的日本。「去年4月，我在巴克利（靠近舊金山）和朋友一起看櫻花，那剛好是影片放映完，我們在櫻花樹前拍照，當時我感覺，我可以呼吸了。」她淡淡說。

2024年11月，伊藤詩織來台出席金馬×司法影展講座，與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對談。汪怡君說，社會對性侵案仍傾向責難受害者，強調是受害者「自找的」，藉此合理化性暴力，或淡化性暴力對受害者造成的創傷。「伊藤導演說：『強暴是對於靈魂的謀殺。』確實，受害者外觀上不會斷手斷腳、或失去生命，同時卻被期待要有特定性別、年齡、行為舉止，這影響了受害者如何對外敘述自己。」
「伊藤導演不是一個典型的受害者，更何況，受害者沒有典型。」汪怡君強調，與其說伊藤詩織是非典型受害者，不如說她的創傷反應模式非常典型：「她的日常場景是破碎的—遇害的飯店門廳、強暴案發生在櫻花季，加害者的禿頭特徵…日常生活的一切，好像從此就被潑墨汁汙染了。舉目所見，都能讓她想起受害經歷。」

《黑箱日記》在日本上映受阻，我們側面打聽，儘管加害者已離開電視台，但日本發行商仍感受來自政商的壓力，伊藤詩織的家人也還沒看過電影。日前美國傳來捷報，影片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類前十五強候選名單，意味著離奧斯卡更近一步，為反攻回日本增添一絲希望。
影廳燈亮，啜泣聲此起彼落，台灣性暴力倖存者K是其中之一。「我朋友也是影像工作者，她陪我經歷性暴力創傷，很清楚那種『來來回回的痛苦』是怎麼回事。但朋友也說，如果她是導演，不會在紀錄片中收錄那麼多歡樂自在、有上妝的鏡頭，因為怕被人誤解…但隨即，她又對這種想法感到羞愧。」K忍不住與朋友討論：「性暴力受害者一定要是某種樣子嗎？我非常感激，伊藤詩織拍出真實的、受害者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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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是一種痛覺，刺激身體的同時又帶來療癒感，吃東西讓她感到滿足。「當我感到低落的時候，吃東西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與身邊的朋友一起吃東西，也是一種很棒的連結方式。」她提到兒時喜歡的卡通《麵包超人》，「已故的作者柳瀨嵩曾經參加過戰爭，我想應該在中國的滿洲。他經歷過飢餓，因此他創造了這個會分享食物的英雄。食物是生存下去、獲取能量的第一要素，這讓我非常感動。」

《黑箱日記》紀錄片長不到2小時，伊藤詩織累積的影音素材卻長達約400小時。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觀影後表示，《黑箱日記》中許多片段一再顯示，即使權勢性侵發生多年，嚴重創傷反應仍持續衝擊被害人身心。
汪怡君解釋：「伊藤導演在電影裡呈現出的創傷敘事方式，是以第三人視角，去看自己受害的事件；實務上，心理諮商師也常用這種技巧，引導受害人透過旁觀者視角轉換，先把自己抽離出來。透過這樣的抽離，受害者檢視過程、回顧情緒，漸漸發現：現在的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

「人們可能會認為，『妳拍完這部電影，一定已經克服創傷了吧？』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伊藤詩織說自己仍在持續尋找復原的意義，因此必須花力氣專注在自己的身心，「例如獨自散步、游泳、冥想是我可以反思自己的時光，你會開始感受自己內心到底發生了什麼。」
而瑜伽、打泰拳等運動則幫助她穩定與掌控自己的身體，「很推薦給有創傷的人去打拳擊，當你持續訓練，會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變強壯，變得更有力量。這種感覺非常重要。」但她坦言，今年全世界奔波的行程讓她有點失去日常生活的掌控感，有時她看了團隊為她安排的行程，才知道明天要去洛杉磯，後天又要去紐約。

台灣防暴聯盟於2018年邀伊藤詩織來台出席專題講座，當時伊藤詩織也前往現代婦女基金會，雙方交流「Only Yes Means Yes」（沒有同意，就是性侵）概念。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祕書吳姿瑩觀察，伊藤詩織與人互動，一貫態度是熱情開朗，今年她來台宣傳紀錄片，基金會年度倡議大使周宜霈（大牙）也前往現場觀影，「我們同事一起去後台和詩織打招呼，她也許不想呈現嚴肅、沈悶的氛圍，不希望現場總是低氣壓；每一次接觸，我們都能感受她的善意。」

周汰南 (@amanetainan) on Threads

剛好看到日本女性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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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位留言的倖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