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決策時，過往研究中很常見的盲點，是從美中正式建交的結果來論斷范錫及布里辛斯基兩者的貢獻。這樣的視角不僅淡化了華盛頓決策的框架與過程，甚且無視了莫斯科及北京兩方面的變因，直接將與北京建交視為其時美國外交的最高目標──然而至少在1977年8月，范錫出使北京時，對美中雙方而言正常化都不是最優先、適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