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阿德勒心理學來看可以看到傳統的理性政治哲學所沒有考慮的一些奇怪現象，大多是由於一些人的心理界限太寬管到海邊去了，邊界感沒有貼著個人的存在把公眾他人的事情當作私人自己的事情，然後界線模糊或僵固。是而認為政治領袖也要合乎他們私人課題或私領域的期待。而這是如亞理斯多德以下分離政治生活與家族生活的流派，都會面臨到只能夠批評一般人沒有用理性想清楚，試圖取消這些觀感不滿。但是有一些其他流派，本來就承認公是私領域的延伸或鏡映，反倒可以正視要如何回應這些心理效應帶來的政治現實。

主流的政治權力一詞，好像都是依照亞里斯多德的路子，考量是分配資源、建立好壞對錯的力量。但是其實我們從現實歷史就可以看到人們在乎的政治權力，並不只是分配資源，還有實踐正義。人們還希望政治能夠給他們帶來舒服或是舒適，舒適勉強在靈魂論的框架下可以說是正義。但是在這脈絡下，從靈魂論改為純然理性論的狀況下舒適，要被納入為實踐正義，就會變得很怪。

但人們對政治還是有舒適的期待。否則難以解釋觀感或話語權是什麼？如果我們不要那麼古典的靈魂，那也許該更多考量心理學或象徵秩序的科學或符號成果。

而且尤其是意識形態強烈的政治生態，更是適合用結構主義之類的象徵神話處理，才能理解對旗子跟銅像等圖騰的政治意義，而解釋這些保護或耗費在其上的資源與法律的理性反省認識或心理意義或是符號秩序。不論是納入回正義的實踐，或是另建一個新的政治面向。

目前的法系的理性基礎似乎主要成功建立了人的存在人的條件人的尊嚴然後人權，可是實際上現實法律有一堆保護的不是人，而是國家的抽象觀感威望，從中古對於王室與官方的權威優雅與震攝遺留下來，但這些套著絲絨手套的鐵腕，並沒有被再次理性化並且解釋為什麼它們不是要像國王被拋棄掉。絲絨鐵腕為什麼對人是必要的？人真的需要國家認同嗎？為什麼不只需要人權就好了？可以從人的存在基本條件，導到國家要承諾保護人權不受隨意侵犯使人免於恐懼的必要，因為國家暴力可以輕易摧毀任一個人的生活、尊嚴與意志，使生物上的人非人化。但我們要怎麼從人導到國家認同的必要？

理性目的自由人可能叛國嗎？這樣的違約值得被處以超過財產損失的刑罰嗎？

這些問題尤其在偉大領袖或者是法西斯以及一些民族主義特別值得考慮。偉大的必要性是什麼？追求偉大的正當性是什麼？可以從人的基本存在推導而出嗎？人人應配得偉大嗎？人人可能皆偉大嗎？如果偉大是人的基本欲求便應追求？偉大便應透過國家力量追求嗎？

相較之下，如果迎接回中古的階序社會，這些說不太通的問題就都不用想了。力量與配得的對應，可以解釋尊嚴的多寡而非全有全無，採取這樣的價值，在階序內平等階序間不等，就可以滿足偉大的需要。

人的尊嚴的鏈條一條條扣到至高者，這樣中古的階序可以證成中古國家與社會的運作，而解釋前面的所有奇怪之處。上位寬容仁慈而公正地對待下位尊重他力量對應配得的價值，下位透過認同與忠誠藉上位實現他力量不足而不能配得的更多的尊嚴。用這樣依照力量與配得，建立另一種有量度多寡的人權尊嚴的鏈條，透過尊嚴的鏈條將不同力量而有不同身分的人應得的尊嚴一環環地扣起來，將整個社會與國家的尊嚴綁在一起到達至高偉大者。

「人權主角」戲言般的尊嚴之鍊可能比無知之幕魔術秀更接地走心。

也許偉大政治的興起，與以神之名稱呼政治領袖，意味著人心總是保守復古而念舊的。

由國家制法是否意味著國家在某些層面上必須在法律之上，法律不能解構國家或損害國家利益
有聽過法律規範裁辦政府政黨的，但毫不把國家作為一個實體維護的，好像沒見過

但國家的內容到底要多少是個問題

從理性角度來看國旗可以是白紙，只要整個政府法治跟經濟運作良好就可以讓公民幸福。或是說，國家可以取消，只要好政府就好。但這不太現實，是現實還不夠成熟，還是這種體制勝利便好的理性政治忽略了什麼。

我們可以在一個法治政府監管的社會下有宗教自由，可不可以在一個法治政府的監管下有國家自由？

漢薩同盟跟東印度公司算不算是有政府沒有國家的範例

可能吧
但前現代多少不太獨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