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絕望者的信。
你寫道，你被戰爭嚇壞了，你願意死去，但你所不能忍受的是：這個世界太愚蠢了，懦弱只有導致更多生命的死亡，以及某些人迷信於人類的問題只能用流血與暴力來解決這種犯罪心理。

我看後，十分瞭解你。我最瞭解的是這種對比：你已決定死去，而又對別人死去的觀念產生了突變。這證明了你的性格，你是一個值得交談的對象。其實，我們怎能不會陷入絕望呢？我們所熱愛的人，以前就一直陷於危險中，生病、死去或發瘋，但我們自己以及那些我們相信的東西仍然繼續存在。往往，我們生命的價值幾乎崩潰。但以前這些價值與我們所熱愛的人並沒有在同一時間內遭到威脅。我們以前也從來沒有這麼輕易地把自己完全交給毁滅。

我很瞭解你，但當你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絕望之上，認為一切事情都沒有目的而且不願表示憤怒時，我就不能同意你了。因為絕望只是一種暫時的感覺，不是永遠如此的。你不能一直陷於絕望。感覺必須向一種清明的理智屈服。

你說：「此外，他們做了些什麼？而我又能做些什麼？」但問題並不是那樣開始的。你仍然相信個人，因為你可以感覺到，你與四周的人都是同樣地重要。但這些人卻什麼事也沒做，所以你對這個社會絕望了。但你要記住：我和你都在這場不幸的大戰爆發之前，早就已經拒絕了這個社會。我們早就知道，它是註定淪入戰爭的，我們都指摘這種戰爭，我們都一直覺得這個社會與我們的觀念完全不同。而現在卻是相同的社會了，它已經達到它正常的目的。當你現在能冷靜地觀察事物時，你沒有理由再像一九二八年那樣絕望了。其實，你也有某些理由的。

當你仔細地想一想，那些一九一四年參戰的人有更多絕望的理由了，因為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不如我們現在透澈。你也許會說，你知道一九二八年的絕望與現在一九三九年的幾乎一樣。這當然沒錯，但那只是因為你在一九二八年並沒有達到完全絕望的程度，而今日你卻覺得一切事情都毫無意義了。假如環境還是一樣的話，那麼你對它們的看法就錯了。我們常常都不是用理智去瞭解真理，而是用心靈。你早就預見這個戰爭，也認為有能力阻止它。但它還是爆發了，使你陷入完全的絕望。現在，你認為自己已無能為力。這正是問題的重要關鍵。

首先，你必須自問，你是否真的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來防止這場戰爭。假如你都做了，你已盡了一切力量。那麼你就把它當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卻不相信，我們當中沒有人會相信，你真的盡了全部的力量。你不能阻止它嗎？不，這是不對的。假如凡爾賽和約能及時修改，它就可以阻止。但這卻沒有做到，戰爭因而爆發了。你知道，事情本來是可以不如此的。但現在還是有時間修改這項條約的，或修改任何其他的原則。

我們能使希特勒改變主意，仍有時間拒絕那些無理的行為，以及其他類似的行為，使其不必要。現在仍有不少該做的事。你覺得你個人可以扮演的角色實際上已不存在。但我將改變我較早的觀點，我要告訴你，它比一九二八年的絕望並不更大也不更少。當然，我知道你對這種看法不感興趣。因為你不是反對戰爭而不肯參展。並不是你缺乏勇氣與信仰，而是你覺得這樣沒有什麼好處。於是，你早已有自己的觀念，不會聽從我現在的意見了。

毫無疑問的，你還應該做些事情。每個人都有某一限度的影響力，影響力的大小當然視其能力與缺點而不同。但無論在何種情形，影響力還是有的，可以馬上加以利用。不要鼓動別人反叛。我們不能犧牲別人的血液與自由，但你至少可以說服十個，二十個，或三十個人，說這場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說還有許多方法可以阻止它，只是尚未利用，說我們必須這麼說、這麼寫，以及這麼喊叫。這十個或三十個人也會去轉告另外的十個人，這樣一一傳下去。假如他們太懶而沒有去轉告，那麼就再找另外的十個人傳下去。當你已盡力去做後，盡力發揮你的影響力後，那麼你才可以停止，或絕望。記住這句話：我們可以對一般生命的意義絕望，但不可對某一種特別的情況絕望；我們可以對存在絕望，因為我們無力控制存在，但我們不能對歷史絕望，因為每個人都能做一切事情來影響歷史。

今日殺害我們的正是某些大人物。為什麼這些人物不給世界帶來和平呢？我們已不必思考這麼大的題目。你必須瞭解：戰爭之發生一半是由於某些人熱中此道，另一半是由於那些全力反抗它的人已陷於絕望了。

—— Albert Camus《卡繆札記》，張伯權、范文　譯

札記三
一九三九年四月 — 一九四二年二月



P. 140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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