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gfried Franke（前斯圖加特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在4月24日受邀到柏林保守主義圖書館以「再次陷進咎由自取的蒙昧」（Rückfall in die selbstverschuldete Unmündigkeit）為題演講。他從康德的關於啟蒙的著名定義開始，提到康德另一個談論和平的名作《論永久和平》並進而指出當下國際組織如UNO、EU與各國之間在權力、政策與司法方面的衝突。這些組織，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和成員包含了支那與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在人權上令人不敢恭維的國家。在這些問題重重的國際組織影響下，現狀其實非常嚴峻。許多人以為這是突如其來的事情，但Franke說，其實這是長遠發展下的成果。他指出這些左派以Gramsci那套在制度中長行軍的方式逐步擴張他們的影響力。而對這個現狀並不存在一發逆轉的萬靈丹。

太驚人了

Franke指出，想扭轉這個情況，在法治國這個前提之下，保守派同樣也必須透過在制度中長行軍的方式與之對抗。每個人在日常政治中所能做到的，首先是謹慎投下手中的一票，確實詰問那些爭取權力的人到底想要幹什麼，在權力機構中，他們要如何代表我們。對此，他以即將到來的EU議會選舉作為例子。
最後，他提到，他認為所謂的「啟蒙保守主義」，是一種尊重宗教基礎、捍衛文化傳統並以前兩者為基礎關注自由與社會議題的保守主義觀點。

Franke提到法治國與民主應該保護反對意見。
這就產生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亦即，對Oppositionen的保護與所謂Wehrhafte Demokratie（防衛性民主）兩者之間如何折衝的問題。
在一個政府越來越多技術手段與影響力的時代，政府對於異議/反對黨實際上擁有非常多，而且可預期會有更多箝制能力的情況下，如何保護反對意見確實能在輿論上、政治上仍能維持一個位置，而不至於被政府壓抑？尤其在行政上、司法上、立法上由於某些特定立場/意識形態的緣故，這些權力機構實質上會有某些立場上的一致性，而且由於它們的權力，會使這種一致性變得無可反駁。在這種狀況下，異議/反對黨如何能在言論市場上、政治競爭中發揮其應有功能？是很值得深思的——但可能沒有正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