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erence 女性主義 筆記

Judy_Chicago Guerrilla_Girls
夜裡的花香：我在博物館漫遊一晚的所見所思 Leïla_Slimani
介入與回應：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STS的一段關鍵歷史
我說，所以我存在:語言如何形塑我們的思想並決定社會的政治 Kübra_Gümüşay

Echo: 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 Linda_Nochlin
From 1971: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

『我從一排書裡抽出一本保羅•莫杭的《千面威尼斯》，隨意翻開一頁，撞見這段話：「我要逃。我不知要逃離什麼，但我感到我生命的方向將朝向外面，朝向他方，朝向光芒。要逃。（……）與此同時，我感到某座鐘的鐘擺開始擺動，從此離不開我，一種降生前大概業已有之的對狹窄的嗜好，生活在狹小房間的幸福，如此的幸福為對沙漠、大海、乾草原的迷醉所阻撓。我痛恨圍籬與門，界線與牆令我不快。」我也如此，這正是一直以來我所經歷的。

我擺盪在外頭的誘惑與裡頭的安全之間，擺盪在認識外界、被外界認識的欲望與徹底退進自身內在生活的渴望之間。一邊，是企盼在我自已的房間待著休息；另一邊，是一直存在的渴望，渴望著找樂子，渴望著與其他人打交道，渴望著忘卻自己——如此的擺盪撕扯，苦苦折磨著我整個生命。

我希冀規訓自己、保持平靜，也渴求以行動征服我的自由。我活在恆久的不適之中：害怕他人、又受他們吸引，刻苦素樸與塵世風流，暗影與光明，謙遜與野心。』

p.33

『我仰慕那些說「我什麼都不怕」的人。我著迷於那些表現出身體與道德勇氣的人，那些不懼怕衝突，不會因為不理性的恐慌而跑到大街上狂奔的人。我呢，是如此膽小［...］我喜歡被關在電影放映廳的黑暗裡。在圖書館裡，在書店內，在為了找地方取暖而去的人多、為了展覽品質而去的人少的在地小博物館中，我並不會害怕。除此之外的時間裡，我會怕。［...］

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夢想著變得隱形不可見。我構想種種計謀，羨慕著不識這些恐懼滋味的男孩們。我足不出戶、迴避外在世界，與其說是為了寫作，或許不如說是因為我恐懼。常常我會想，要是我不會怕，我的人生會是什麼模樣——要是我頑強無畏，勇敢無懼，熱愛冒險，能夠正面迎擊危險的話。「我們的性別屬於恐懼」，維吉妮•德龐特在《金剛理論》這樣寫道。

這座博物館中，我不會害怕，但我並不自在，自覺像個蠢蛋。我很明白，我本身就是一種打擾［…］』

p.60

『《簾》是菲利克斯•岡薩雷斯—托雷斯的作品，這位藝術家於一九九六年死於愛滋。我稍微後退，透過這片晶瑩閃爍的紅來觀察龐大的展廳。我看見熱燙的液體溢流，疾病闖入我的生命，而我一籌莫展。

我一向癡迷於身體，我像背負包袱一樣背負著它。這個身體妨礙著我，讓我脆弱不堪，我感到這個身體暗中密謀與我作對。也許我的血也受到了汙染。我對此渾然不覺，我的身體恐怕卻正在蘊釀著一場災難，而我完全無能為力。我思量著：我的身體會殺了我。然後，我孤獨一人在展廳笑了出來，這座展廳空蕩到我聽見了自己的回音。』

『女孩面臨的危險可多了：懷孕，戀愛，成績被過度多愁善感搞得一落千丈。我聽別人描述過這些女孩的墮落，一個比一個還驚人。女孩就是永恆的夏娃。

進入青春期，我開始夢想著逃跑，渴望著浪遊，渴望著一個個沒有大人陪同的夜，渴望著一條條我是行人，與其他人彼此觀看的街道。因為移動對我來說是個禁忌，移動成為了我心目中自由的同義詞。解放，就是逃跑，就是離開家這座監獄。我們不是說家庭「單位」，就跟我們說監獄「單位」一樣嗎？我不想成為「女主內」的那個女人。』

p.86

『［...］我們野性的勾當，一種管束馴服，一種對本能的扭曲。也許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在文學上如此癡迷於家庭生活的痛苦。

在我所有的小說裡，母親們總是會在某個時刻，湧現稍縱即逝的一種羞恥感——她們懷抱著拋棄自己小孩的渴望。她們全都憑弔著、想念著成為母親以前的自己。她們必須為孩子築起一個窩，一個舒適安全的所在，一座娃娃屋，而她們自己，將是裡頭那笑容滿面的俘虜。為此，她們深深受苦。大家總跟我們說：為了小孩子，妳們必須「在」。妳們必須「安於其位」。

女人的處境是何等地逼迫女人永遠活在裡與外的拉扯，最深刻了解的大概是維吉尼亞•吳爾芙。［...］』

p.92

『很長一段時光中，我厭恨自己如此緊張、如此不穩定。我身上的矛盾衝突議我活不下去。我想要大家接受我，又不想要加入他們。當我們有好幾個國家、好幾種文化，就可能產生某種混亂。我們來自此地，又來自他方。我們總是自稱異鄉人，同時又厭惡別人把我們看作異鄉人。

我們言不由衷。

面對一個法國人跟我保證穆斯林本質上就是厭女、暴力的，我會拚盡全力為我的摩洛哥同胞辯白［…］相反地，面對一個摩洛哥人試圖說服我，我們的國家摩洛哥是完全溫柔包容的，我就會主張完全相反的看法，堅持厭女與暴力正在侵蝕摩洛哥。』

p.143

歐美書房》從艾特伍到司利馬尼：歐美文壇的#MeToo運動風波 | Openbook閱讀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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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與回應：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STS的一段關鍵歷史 - 傅大為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在哈定此書（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1991)的第五章，從女人的生命與生活（from women's lives），亦為此書的副標題，哈定提出八大客觀的角度（pp. 121-133），如「女人是社會秩序中很有價值的『陌生人』」，
哈定引用社會學家Patricia Hill Collins的觀點來說「陌生人」的見識，說她們與社會學家另外所熟悉的見識，彼此整合起來可以極大化社會學知識的客觀性，還有陌生人的見識可以讓社會學家跳脫己見的束縛等。

其他的客觀角度還有如「女人的觀點是來自「性別戰爭』戰線的另一邊」、「女人的觀點是來自日常生活」等等，來賦予女性主義知識的正當性。』

Echo: From 1971: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

"Disadvantage may indeed be an excuse; it is not an intellectual position. Rather, using as a vantage point their situation as underdogs in the realm of grandeur, and outsiders in that of ideology, women can reveal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weaknesses in genera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destroy false consciousness,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which clear thought— and true greatness—are challenges open to anyone, man or woman, courageous enough to take the necessary risk, the leap into the unknown." —Linda Nochlin, 1971.

引用原文是因為我覺得翻譯不夠好，還有不少錯誤，包含邏輯上的、中/英文文法上的、語氣（有意思）以及社會學及哲學的專有名詞，都有些偏差。

例如the creation of institutions 應該是「機制的創立與建構」，而非「創作的體系」。「（女人能）參與機制的創建」包含了公平地握有社會權力，以及「公平的」形塑社會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翻譯很重要，而且與前面提到的弱勢地位、意識形態領域的局外人（各種社會結構的不平等與不正義）以及「虛假意識」有關。

再申，當然，這種對於偉大、成功或卓越的想像，並不是也不能又是基於父權或者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否則，在某些人受到女性主義的激勵而「覺醒」、往上爬的同時，其實形成了新的（但結構根本相同的）壓迫。

我說，所以我存在：語言如何形塑我們的思想並決定社會的政治 - 庫布拉．古慕塞 | Readmoo 讀墨電...

「為什麼這些女人的問題沒有名字？澳洲女性主義學者戴爾．史班德認為，「標示事物、歸類結果、賦予生活意義，這些不只是男人的領域，也是他們權力的一個基本特色。」 385

「堅持一種觀點不僅遺漏了許多東西（因此既片面又不精確），而且對於那些恰巧也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來說，它也意味著相當大的特權。他們處於一種『什麼都懂』的特權地位：他們的偏見、侷限性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如果他們從未有過特定的經歷，就像西方世界的白人不會遭受種族歧視一樣，雇員無法體會失業的感受，男人不懂家庭主婦一成不變的日常，那麼這樣的經歷就可以被當作不存在，是不真實的。」—Spender, 1985.

@saomm - aug/2023 直接在噗首筆記📝

回到《介入與回應》一書，我又要偏心，摘錄以下：

ANT學者J. Law在《怪物社會學》（1991）文集的導言中『回顧式地檢討，認為過去STS的精彩著作，雖然科技研究是其主題，卻對社會上的痛苦、權力宰制下的下層階級、弱勢族群或性別，大多傾向忽略。在這裡，史塔爾的〈洋蔥〉論文就發揮了很大警示的作用。但羅仍然認為，這個社會權力與資源分布不均，還有這個社會中存在很嚴重且被排除的異質性，例如罕見疾病患者這類被忽視與排除在邊緣的「怪物」等，在一個經過修補後的STS觀點下，是可以處理的。』

『［...］於是，邊緣具批判性的女性主義者，如何去挑戰之前似乎成功的資本主義陽剛男性的網絡？甚至，如何在進出幾個不同的網絡中發展出女性主義者的力道？史塔爾的重點，不是去建構一個對洋蔥敏感的新社群或網絡來對麥當勞施壓，如素食者一樣，而是去保持那種徹底的異質性，永遠逃逸、顛覆，但仍然對標準化的結果維持一個關係，這不是反妥協（non-conformist），而是徹底的異質性。而這正是哈洛威的那游動於幾個世界（動物、人、機器人）之間的賽伯格之意義。但是沒有穩定社群支持的異質性有動力嗎？異質性的力道從何而來？

十分複雜而多義的「對洋蔥敏感」之重點，就是在探索這些邊緣異質的力道。』

『她前後找了相當多的例子來強調流動於幾個網絡世界之外與之中的力道。

從前面提到的介於兩性之間的變性人過渡，到為何一場音樂會通常兩小時、一幅畫通常是我們看到的大小、科學家們通常在幾個社會世界中的穿梭工做，這些都是好幾個社會世界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彼此扣合起來的結果。也就是說，一個個人，利用她在好幾個世界中的不同會員證，把這幾個世界不同的外在性好處統合起來運用，這就是異質性的力道。［...］而在評論拉圖「一扇門的社會學」一文時，史塔爾敏銳地評論說，纏繞在人與非人的網絡世界間，情況可能是排斥與暴力（當技術成為障礙時），但也可能是延伸與培力，問題在於「對誰有利」？而非單純地就為「混同人與非人的世界」而歡呼。』

『最後，或許是最有力的證據，史塔爾引用女性主義者的研究，說明了女性主義運動的教訓與理解，就在於集體的多重性：女性主義最大的力道，就在於同時性（同時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而非是只是被排斥在外的女人。

［...］不過，從我們看得到名字的FSS或女性主義者，大部分都是有了大學的學術位置，同時透過網絡的連結與呼應，自然有些力量，但那是一種有某些同質性的主義與運動的力量，［...］我們反而似乎看到菁英主義的色彩。何況，有學術位子的FSS學者，與運動中的女學生、家庭主婦們彼此所構成的「集體多重」，又是如何？她們能夠避開前面談陽剛男性之間的結盟問題，那些不同世代的物理學家或STS學者之間的多重關係問題嗎？尚可再進一步研究。』

@第二章 FSS與STS：從介入、分庭抗禮、到混同的後來（1980s到21世紀初）第四節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

『［Haraway］不斷把埃克利的敘事與瑪麗•雪萊的小說來對比，例如，如果《科學怪人》可以讀成一本在生物學的黎明時代，如何去解剖讓父權誕生的致死邏輯，那麼剝製術就是在哺乳動物時代與人的時代之間，去保存人之本質的勞力。埃克利完成的，就是滿足了泰迪熊父權的狩獵運動精神。

［...］哈洛威並沒有忽視埃克利的這個技術，並說埃克利的貢獻，就是把剝製術從類似室內裝飾的技術提升到精神領悟（epiphany）的層次。［...］為了製作這種標本，埃克利要求找到該動物最雄偉的雄性樣本。無論是雄偉的長頸鹿、君王般的獅子或大象都一樣。

甚至在射殺牠們時，理想上也能夠有完美的獵殺運動精神，也就是在能力等同條件下的獵殺，是男人與完美公獸的對決，是父權精神的極致，而剝製術，就是那種能夠記憶起這種完美經驗的技藝。所以剝製術尋求的理想對象，就是找到一隻獨一無二完美的大猩猩、或一頭完美的大象。

團隊往往需要花上數個星期才能找到那獨特的樣本，但找雌性動物時，則從來不需要找那麼久。』

@第三章 STS如何反過來介入《靈長類視野》

『剝製術也有認識論，［...］不過，從STS的角度，我們這裡看到也是一組在殖民時代，有著企業大公司與美國白宮的支持下，成功發展出來的技術與論述，但它也是這類博物館技術演化的歷史中繼站，它從博物館動物的雕刻技術發展而來，也即將在博物館的攝影與電影百花齊放的未來中逐漸消逝（P.42）。

不過，這種20世紀初年的剝製術，是否在當年真是如此成功？埃克利在20世紀的博物館技術中的發展軌跡，哈洛威說的是否也太過於直線？（接下來作者以技術史和STS的SCOT來評論泰迪熊這一章）』

@第二節 珍•古德小姐、國家地理雜誌與貢貝的黑猩猩研究

『在研究過程中，基於訪談與發表論文的追溯，哈洛威對年輕靈長類學家Barbara Smuts、Richard Wrangham的研究進展作了比較仔細的討論。稍後哈洛威作了點與STS十分相關的反省（P. 179）：

[...] It is this kind of webbed system of explanation that makes me argue for the idea of a contested narrative field, rather than for other models of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這裡，「other models」當然包含了STS裡面的SSK。』

接著，作者也指出『這一個典範轉換，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道路嗎？在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中，影響現代實驗室的實作並非不可避免，波義耳那批較年輕的皇家學院仕紳們，當年有許多論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資深的霍布士。［...］若從SSK的角度來看，哈洛威的「contested narrative field」固然有其道理，但是這個「雌性中心」新典範的誕生，讀來卻太平順、缺乏了SSK對稱性原則下需要解釋的科學論敵：要以類似的解釋模型來解釋新典範的成功與舊典範的失敗。』

哈洛威對赫迪（Sarah Hrdy）所代表的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之批評：『赫迪的研究取向，需要從18世紀以來歐洲女性主義與反女性主義論辯的歷史來看。哈洛威認為，近代女性主義的歷史，如果我們缺乏「作為社會秩序的道德論述與社會技術」的生產生物學與臨床婦科學的那段歷史，是無法理解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對早期女性主義者有幫助，但卻必須付出的代價是忽略女性特有的聲音與立場、還有女性之間的差異性。

19世紀的女性主義強調社會的母性（social motherhood ）來支持女性有投票權，以及成為社會公民的意義。正反的看法都有。在這個背景下，男性性學學者就來仔細地界定了（好）女人的性愉悅的意義與它的身體位置，如佛洛依德所說的陰道高潮。』

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 Harvard University Pr...

『相對地，西方靈長類早期學者一開始也不注意雌性靈長類是否有性高潮，直到早期女性主義者Ruth Herschberger問他們關於雌性黑猩猩的這個問題。而透過性高潮的問題，究竟它是否是女性自主的目的還只是手段方法，也一直是七〇年代以來導致婦女運動分裂的議題之一。事實上，後來自慰已經被認為是可達到女人最好的高潮，而女同志的S-M也可能是女性自由的烏托邦。

我們需要從這個歷史潮流下來瞭解赫迪：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在敘事上是超功能主義、超自由主義。它繼承了過去歐洲自由主義傳統的許多問題與預設。它的風行，也持續地在支持那個歷史論述的霸權力道。它基本上是歐美中產階級白女人最徹底的「普遍女人」理論。』

『第二，相對而言，哈洛威評論，其實對黑人女性自尊的建構來說，如Hazel Carby認為（P.355），重要的是反帝國主義、反種族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的政治，而非性高潮。甚至到20世紀末，反種族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若不重新被迫接受那「製造種族不平等」的各種社會技術，則她們根本無法進入普遍女性的性愉悅問題。

第三，哈洛威在好幾處提出這個問題：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自我矛盾。因為一方面它強調女性的性自主與愉悅、以及女性的性高潮策略以求延續後代，好似女性個人的主體積極發揮作用，但另方面，是女性個體內的各種基因在提出策略、進行親屬間基因的聯合規劃（因而表現出利他的行為），個人幾乎成為一個執行基因策略的女機器人，而基因才是最後的主體、演化之舞中的生存競爭者，原有以女人為主體的女性主義具體意義也因之碎裂而消散。』

第四章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與STS⋯⋯

『除了「第二個千禧年」在基督教傳統中的意義外，哈洛威還在刀尖上看到了什麼特別的時間組合點？

她看到了後現代議題在這裡顯現特別的意義。關於當代是否可說是後現代，當然爭議很多，哈洛威首先排除了拉比諾（Paul Rabinow）反對後現代提法的理由，認為他沒有充分注意到當代主體與客體、文化與自然這些大範疇的內爆（implosion），以及千禧年左右（尋求人類基因體）在生物科技、資訊電腦等這些新科技/社會上高速的發展。

很多過去重視的邊界，如主體與客體、人與非人、機器與有機體之間，都逐漸的被跨越與重組，而常組合成新的「嵌合體」或某種賽伯格。』

『這些新的嵌合體，哈洛威認為構成了千禧年的當代行動者要進入當代世界時的「必要通過點」：晶片、基因、鈽炸彈、胚胎、種子、腦、生態系統、資料庫等。把當代旅行者拋擲入現代世界的，就是上述這些蟲洞（wormholes）。

Modest_Witness書的主要論點，就是隨著千禧年前後出現的那些必要通過點一個個地來描述與討論。這些通過點，也是物質-記號學（material-semiotics）下的修辭譬喻（tropes），既有物質性，也有廣泛的譬喻關連性，如基因、胚胎等。［...］幾乎同時的另一本古德芙訪談錄（How Like a Leaf，1998），中間提出了一個「Menagerie of Figurations」的「譬喻動物園」說法，也可以與這裡的必要通過點群組相呼應。

『在那個動物園裡，除了上述的那些必要通過點外，哈洛威加上了她早期曾專注過的靈長類、還有後來她更重視的犬屬（Canis）、以及吸血鬼等野獸。問題是，為何在千禧年的嵌合體、或在譬喻動物園裡的譬喻，剛好是這些呢？

隨著冷戰結束、柏林圍牆的倒塌，或許鈽炸彈會逐漸離開譬喻動物園，而同時因為基因體的研究發展已經從人到狗，使得犬屬的歷史、基因以及與人類的歷史考古關係等資訊大增。哈洛威剛好也成長於養狗家庭，於是狗開始進入她的譬喻動物園中。哈洛威後來的著作如When Species Meet （2008），似乎也顯示這個動物園家族本身的演化。』

關於為何對哈洛威而言，原本穩固的分類會內爆，分類高牆會崩壞，牆內外的元素彼此衝撞而這些碎片會混融在一起，作者分析出以下三個原因：

一、STS質疑傳統社會學的社會／自由的基本分法，及從波義耳以來的近代世界基本設計，也就是政治與科學的二分。這種觀點更無法解釋當代世界的許多雜種，例如氣候變遷、GMO。

二、哈洛威看到人對社會，和對自然的認識是平行且類似的。從殖民帝國的東方主義、到猿猴的東方主義（尋求人類家庭起源的想像），從完美雄性動物樣本與男獵人的對決、到珍古德與黑猩猩的握手，乃至從女性主義社會生物學認識到女人與雌性靈長類的類似生存策略等，自然與社會的傳統二分法在靈長類研究裡出現問題。

三、基因科技的流行不僅在本體意義上挑戰了對人造物與動物之間區別的界線，也涉及法律及商業的領域。

『當然，科學家已經習慣自然界的新元素會不斷地被發現。當年拉瓦錫（1789）發表自然界只有33個元素，在門得列夫週期表的影響下，19世紀末科學家發現了85個元素，而1990年代以來連鈽也被發現在自然界有微量的存在。

哈洛威的「超鈾元素」論點，是否就一定打破了一般相信的自然與人工的界線，仍很難說。畢竟改變的只是界線往上的逐漸移動，但界線本身仍然可說，並有其歷史意義。』

『哈洛威也從給予專利的例子，往前追溯18世紀當年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實作：在自然或人們所共有的土地上，只要個人注以勞力，就可變成為灌輸勞動後的私有財產，這是洛克的私有財產論。英國圈地運動就是這種論點的實踐，而因為要養草地上的綿羊，可以把農夫趕到城市的血汗工廠去。同時美國西部擴張運動的殖民者也可以圈地而把印地安人趕離原。』

『在類似的情況下，科學家只要把有機體的基因體注入新基因或改變原有的基因，美國的專利法律也就授與這個所謂的GMO有了專利權。這個新的對世界上許多有機體所進行的基因「圈地」，透過後冷戰更為發達的世界跨國大生技公司，在千禧年的主流時代裡，成為哈洛威所提到的新世界（New World）秩序的一部分。

但在那個新世界秩序中，哈洛威常看到的是一個怪物肚子裡的世界，所有過去的純種與純粹、天真的自然和諧等等，都已經破碎而無法修復。哈洛威反而看到的是一群新的親屬（kin）⋯⋯』

『基因工程的大幅發展，從一個有機個體的DNA，到該有機體、乃至該物種的基因體，因為定序科技的突破，很快速地就發展出來。許多動植物生物的基因體定序也相繼問世並取得專利，最後當然是人類的基因體計畫。

進一步，許多基因體組合在一起，形成了基因體的資料庫。哈洛威稱這是從傳統的有機體、DNA、基因體、基因體資料庫，一層層的大量資料如雪崩般不斷地瀉下來，配合著資訊科技的深入發展，這是好幾層的「結構的結構」，［...］

因為基因體是生化有機體的觀念結構，一個結構的結構，但同時也是二階的物質實體，可說是該有機體的本質。所以，符號（觀念）與所指（實體）、再現與真實的區別開始崩塌。所以特別因為千禧年以來基因體與資訊科學的發展，哈洛威從這裡發展出她「內爆」與蟲洞的醬喻或論證。』

『同時，其實在人類基因體計畫裡，鼠類的基因體還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哈洛威在科學期刊中看到鼠類與人類基因體「同構」的說明，而且鼠類基因體是人類基因體研究的重要模型，就像當初腫瘤鼠™與乳癌婦女的特別關係一樣。』

『就如前面討論勞力如何正當化了把共有（common）轉化為私有，哈洛威也檢查了版權的歷史。［...］到18世紀以後透過個人的創意與勞力的介入，進行另一種文字圈地，形成了後世作者個人的版權。

但是基於法律學者 M. Chon 的研究，從美國憲法開始，發明者與作者的權利是基於一個更大的集體價值，所以共有的原本理想可能在版權中被再設定起來（reconfigured commons）。後現代對啟蒙的批評，並無法完全否定這個共有的理想，但是同時，對這個理想的質疑仍然存在，也就是怎樣才算進步與知識、為誰、代價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