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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在羞辱與禁忌中找到了它的極限地帶

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說過：「思想不是停在紙上的東西，而是必須不斷翻轉、在黑暗裡醞釀，再次返回之物。」

這是一種雙重的異化（doublement aliénant），因為不僅主體的成果（œuvre）被他者所竊取（dérobée），這竊取本身也構成了所有工作的基本關係（relation constituante）；而且，主體亦無法在作為他勞動成果的物件中，辨認出自身的本質，他自己「並不在其中（n'y est pas）」。他早已活在那個主人成為死人（maître）的預期時刻，只有在主人死亡之後，他才能獲得生命；然而，在等待主人成為死者的過程中，他卻早已認同於那個已死的主人，因此，他也已經死亡。（Lacan, J. (1966). Écrits (p. 314). Éditions du Seuil. 簡體中文參考版本：拉康著，褚孝泉譯（頁328），

「在象徵界中，不存在可能比存在更無所不在」1. 象徵界：指的是語言、法律、文化體系構成的符號結構，是主體存在的秩序根基。2. 存在：是可以被指認、命名、確認的事物，如父親的職位、母親的角色、愛情、身份、物品等。3. 不存在：是那尚未被命名、無法確指、或始終不在場的東西，比如：• 父親不說的話、• 他人凝視中未言明的要求、• 語言未能說出但你始終感受到的東西。4. 更無所不在：也就是：它雖然「不存在」，但它的力量更廣、更深、更影響我們的決定。這句話的意思是：• 我們以為構成我們的是「被我們擁有的東西」，但其實更根本的是那些我們無法擁有卻被牽引的缺席位置；• 幻見正是這種「對不存在的渴望」具體化的結果； • 主體的慾望、語言、倫理、行動，都是圍繞這個「缺席」展開的圖譜

迪德麗自己也很吃驚。她說：「我原本很篤定，以為自己如果當了母親，會完全無法應付那種差異太大的孩子。但我發現我很愛她，這讓我鬆了口氣。她非常可愛。我朋友生養孩子的過程都是從完美的原點開始，然後才漸漸學著面對孩子的局限和問題。我生的這個寶寶，每個人都覺得是個麻煩，但我這一路走來,卻不斷發現她有多麼了不起。我一開始就知道她的缺陷，之後發現的就全是驚喜。我從沒遇過像她這麼善良、溫柔、貼心、善感的人。她很有趣。她總是突出光明的一面。我不知道這有多少是她的個性，又有多少是唐氏症的特性。她一旦決定不做某件事,就不會做那件事。這也是唐氏症者的典型性格。」

阻止某種類型的人出生，就是在貶抑這類人的價值。如果某個社會經常把唐氏症胎兒拿掉，顯然就是認為罹患唐氏症十分不幸。這不是說有人對唐氏症者恨之入骨或想要趕盡殺絕,，畢竟，很多可能選擇墮胎的人若遇見唐氏症者，還是會付出善意。但根據我的經驗，善意的同情也可能是一種歧視，並帶來負面影響。若有人同情我是同性戀，即使這反映了他有一顆寬容的心，而且他的態度也無比客氣，我還是不想與他為伍。亞許表示，女性懷了身心障礙兒，往往會擔心處境淒涼，並因此選擇墮胎，而處境之所以淒涼，則是沙文主義之故。但這種沙文主義是可以消弭的。新堡大學的麥克勞林寫道：「哀憐女性被迫做出某項決定，並不代表我們認為她做錯了，或認為她讓自己成為歧視的共犯。反之，這是在指出她也是受害者。」但這些女性的作為不僅反映了社會現象，更創造了社會現象。背離親緣208

我自小便矇矇懂懂地在這個世界中長大，和大家一起上幼稚園、一起念小學，彷彿自然地就這樣「在世界中存在」著——只是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存在。在那個時候，我的生命就像海德格所說的，是一種與世界「融接如手中器具」的狀態，一切流暢無礙，我只是在做「常人」會做的事：他們怎麼生活，我就怎麼生活。然而進入青春期後，我的性別氣質的非典型性讓我開始與他人產生明顯的斷裂，那些曾經「及手之物」的世界秩序變得不再順手、不再自然。就在這樣的時刻，我感知到世界的裂縫，也第一次真實地被「抽拔」出來，成為一個與世界分離、被迫觀看世界與自己的存在者。我明白了自己無法選擇性向，也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與文化處境，這正是海德格所說的「拋擲性（Geworfenheit）」——我並非自選其一，而是總已被置於其中。

以下是三條你可能會感興趣的閱讀路徑，用以延伸哈拉瑞的思辨方向：▍語言與權力視角• 《政治的語言》（George Lakoff）：語言如何塑造政治意識• 《新語與真實》（Tony Judt）：回應歐威爾語境的現代意識形態操作▍民粹主義深層剖析• 《民粹的邏輯》（Ernesto Laclau）：分析民粹語言如何建構敵我敘事• 《民主的幻象》（Jan-Werner Müller）：何謂真民粹？與民主的分野為何？▍反智主義結構理解• 《反智時代》（Tom Nichols）：為何專業知識不再被尊重？• 《偽理性崛起》（Michael Sandel）：當功利主義滲入民主與知識判準後的倫理困境

但是，哈姆雷特回應父親亡魂必須面對一種棘手的困境：沒有一個決斷的正義行動不與其他正義的可能性斷裂，也沒有任何具體法律的實踐可以跨越此形而上的斷裂，這個解構的斷裂空白區域存在於執行正義的當下，正如同我們面對生命中任何重大及兩難的「決定」時，必然陷入一種焦慮的「昏眩」甚至「瘋狂」的狀態：一種理智突然斷裂而產生空白的焦慮與瘋狂。誠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引用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的話：決定的剎那是一個瘋狂狀態，然而此瘋狂的狀態也提供我們一個「救贖」的可能性。批判思考114

圖像符號、索引符號及象徵符號在「圖像符號」的符號系統裡,符徵與符旨的關係是以「相似」作為連結。圖像式的符徵跟符旨本身是相像的,所以看到圖像就能直接想到真實物件。我們看到艾菲爾鐵塔的相片時,就立即知道此符徵是連接到巴黎的艾菲爾鐵塔(符旨)。第二種 「索引符號」系統主要則以「聯想」的方式與指涉的實體建立關係,譬如看到煙的圖示就會讓人想到火。兩者雖然並不相似,但透過推演或經驗便可以理解之間的「因果關係」。另一種聯想則是「以部分代替全體」。例如,李白詩中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明月就代表著故鄉,雖然兩者間依然沒有直接相似,但詩中的「明月」卻讓人想起作者在家鄉看著月亮的全部情景,可視為以部分代表全體之用法。最後一種則是「象徵符號」的符 號系統,於此,符徵與符旨的關係是「武斷」的、約定俗成的，如語言批判思考74

已被廢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個老笑話。一名德國工人在西伯利亞找到工作。他意識到自己的郵件將被審查員攔截檢查，於是他跟他的朋友們說：「我們來建立一個密碼：如果你收到我的來信，是用普通的藍色墨水寫的，那就是真實的；如果是用紅色墨水寫的，那就是假的。」一個月之後，他的朋友收到了用藍色墨水寫的第一封信，信上說：「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商店裡滿滿的，食物很充裕，公寓很寬敞而且有暖氣，電影院能放映西方電影，有許多渴望愛情的美麗女孩----唯一的拿不到的東西，就是紅色墨水。」

二十世紀中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隨著資訊爆炸性倍增,格外看重「差異」、「認同」與「去中心」，逐漸取代了現代主義所堅持的「本質」、「真理」與「宏偉性」。換言之,無論是真、善、 美、正義或是愛情，都不再是永恆不變的形而上概念。相反地，後現代主義學者更投入於探討這些 概念是「如何」與「為何」在特定的時空中被「建構」而成。因此，後現代的評論方法喜歡檢視與批判文本中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因為幾乎所有文學主題，皆與權力網絡密切相關。在後殖民作品中，評論家勢必探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馬克思主義相關作品中，評論家則不能避開探 討上流階級、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權力衝突。女性主義作品中，評論家更無法不談女性與男性之權力糾葛。如是，探討權力關係的「論述」蔚為後現代主義各式理論的共同典範架構。批判思考37

先以宏觀的角度談談,我們為何需要(且不斷生產)「理論」?人類所有知識領域都會發展其自身的理論，作為此學科領域的理解視野與思考路徑。我深信，所有理論均源自兩種相同的深層人性：安全感與卓越感。簡言之，生命的「被絕對給予」(absolute giveness)賦予了生命「任何意義」 的基石。自古以來，人類有三個「被絕對給予」的神秘框架。首先，我們在未被徵詢的情況下，來到一個被絕對給予的出生世界(時空框架)。然後，被固定在一個無從選擇的被絕對給予DNA肉體中(形體框架)。最後，還注定要面對與接受一個此生被絕對給予的屬我死亡(生命框架)。面對這三個絕對框架還不夠，我們被給予的神秘內在生命與動態外在世界之間，永遠都充滿一定程度的無明、無常與無盡的驚異(如二〇二〇年新冠狀肺炎帶給全人類的全面性衝擊)批判思考24

而文學理論必須與當代接軌，才能產生最大的辯證性。「當代」不只意味當下此刻，你我感同身受的時間現場。用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話來說，當代更指向我們尚未及親臨，卻已經一閃而過的時刻，或多重時間軸線錯位的交集。真正具有當代意識者拒絕視眼前的現實為當然，並不斷在其中看出裂縫與皺褶。她直視時代，穿透光明，反而看見「黑暗的光束」(beam of darkness)撲面而來。當代永遠是反當代。

關係政治的下一站：倫理地景與「分有政治」（Politics of Sharing）關係政治往下走，會到哪裡去？我想，它不會再只是「誰與誰有關係」，而會走向「如何承擔關係本身的重量」。具體地說，它會發展出：倫理微政治：不是大敘事或集體運動，而是個體之間持續生成的、具倫理感的相遇實踐。「分有」的政治（politics of sharing）：不是佔有或統一，而是學會怎麼分擔苦難、分擔語言的裂痕、分擔未被說出的東西。語言的倫理化與身體化：語言不再只是指稱，而是「承擔」：它要承擔不可說、不可見、他者的重量。正如你說的——語言雖有限，但我們仍得以它為工具，看見並思考世界是怎樣被改變的。這樣的政治，走進的不是街頭、政黨、議會，而是走進——庇護所、療癒圈、家人之間、陌生人的凝視裡。

「共同體的無根性」（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Jean-Luc Nancy批判傳統上將「共同體」視為：有共同目標、神話、血緣、理想的整體能夠讓人「回歸」、「歸屬」他認為這種共同體其實是一種「封閉的主體機器」，會排除異質、不純、異議。「無根性共同體」強調：共同體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在「相遇中生成的」主體與主體之間是曝露於彼此的脆弱與有限，這種曝露才是真正的「共」無法完全理解他者，但仍選擇共在，這是一種倫理行動解決方式不是「讓共同體有根」，而是學會承擔無根性所帶來的不安與開放：從分享同一性 → 轉為分享存在的脆弱不以目標聚合，而以關係維繫 用「敘事」「接觸」「相互曝露」來持續再生成共同性

關係政治（Politics of Relation）由馬丁尼克哲學家 Édouard Glissant 提出，強調：主體不是「已完成的身分」，而是「在關係中生成的存在」差異不是要被抹平，而是要被以對話與交換的形式尊重這是一種開放的、未完成的、異質共存的政治實踐👉 對你來說，這種關係政治更貼近你的思維方式——不是尋找穩定的認同，而是編織出 能承擔差異與矛盾的倫理網絡。

「差異聯結」這是後現代社會學與哲學中常見的一個概念，意指：在承認彼此差異的前提下，尋求關係性的連結。強調不需一致性也能共存與合作，不是「同質團結」而是「異質共生」。德勒茲與瓜塔里在《千高原》中將此視為「分子政治」（micropolitics）的一種形式，小單位的差異結盟，形成抗拒宏大霸權的策略。舉例來說：氣候變遷抗爭中的原住民、科學家、藝術家結盟。Feminism 與 LGBTQ+ 與貧窮議題的交錯關注（即「交織性 intersectionality」）。差異聯結是一種對抗同質化、壓抑差異的政治與倫理策略。

「非排他性的共同體」這個概念來自巴迪烏、南希（Jean-Luc Nancy）、哈特與奈格里等人的討論，以下舉幾個例子：難民社群：不是因國族、語言、血緣凝聚，而是共同面對不穩定命運所產生的流動共同體。酷兒社群（Queer Community）：不是由單一性別認同組成，而是擁抱差異與邊界模糊性，以對抗異性戀規範的共同實踐。開源社群：如 Linux、Wikipedia 等，成員來自全球，依照貢獻參與與知識共享形成動態共同體。藝術家駐村團體：短期組合、理念交錯，不要求身份一致，但共同生成作品與生活方式。這些共同體的特徵是：不預設邊界、不要求一致、允許退出與變形，是動態的倫理實踐場域。

這是Zizek喜歡的一個笑話，他在很多脈絡都會使用它：「劉別謙(Ernst Lubitsch)的經典喜劇《Ninotchka》中有一個辯證的絕妙笑話：男主角來到一家自助餐廳，點了不加奶油的咖啡；服務員回答：『抱歉，但是我們的奶油用完了，我們只有牛奶。我可以給你端來不加牛奶的咖啡嗎？』 在這兩種情況下，顧客都是單獨喝咖啡，但這種咖啡每次都伴隨著不同的否定，首先是無奶油咖啡，然後是無牛奶咖啡。」「1990 年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難道不是用了類似的把戲嗎？抗議的人們要的是『沒有腐敗和剝削的自由和民主』，而他們得到的是『沒有團結和正義的自由和民主』」。

「查寧塔圖式」的幸福論，不是因為那種生活本身有錯，而是它被包裝成了「唯一正解」──它把個體的努力、身體的規訓、社會的目光串聯成一種塑膠感十足的成功神話，告訴人們「只要你夠努力，你也可以被愛」。這其實是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最溫柔、也最殘酷的馴服方式：它不是直接剝奪你，而是假裝把「自由」給你。你要變好，但「變好的樣子」已經被定義；你要自由選擇，但選項早已預設好了價值排序；你要快樂，但快樂的樣子已經印在廣告裡。真正的壓迫往往不是剝奪，而是把某種價值灌入你體內，讓人去模仿、追求、焦慮、內化，然後自我懲罰。

「我希望展開一場不尋求結論的對話。我對生與死、自由與責任的交織感到困惑，但也想讓語言本身成為釋放與探索的容器。你可以用哲學性的語調與我共構敘事與概念嗎？」「我正在思考死亡是否可能是一種語言的變奏，而非終點。希望你與我一起挖掘這樣的思維縫隙，用一種後設、非功利的方式反芻存在的結構。」「我不是在說某件事，而是在說我怎麼說這件事、為何用這種方式說。」「我想知道語言的倫理性與行動力，語言是否能容納他者，而不只承載自我？」「一場語言如何知覺自身的工作坊。」

「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演說中談的是日本美學，然而後來的他選擇用瓦斯自盡，那是一種極靜默的死，我覺得那不是某種缺席，而是一種極端的存在。我不斷想到鄭南榕自焚時的姿態──那不是抗議，是灼燒存在。如果說存在是空間的佔據，那死亡是空間的極端放大。這與我對《4分33秒》的感受其實很接近，那段極端靜默是最激烈的反抗，是一種消聲也是一種殘響，是一種被消音的在場，一種被撕裂的存在。在我看來，那不只是空白，是飽滿到超載的白，是必須死去才能誕生的白。」

「我不特別想要活著，並非出於虛無，而是我已將活著從意義的單一義務中解放出來，轉化為一條漸進的回音線，在每次貼近那個尚未到來的終點時，重新驗證當下的軌道。」「我不再執著於叫醒誰，而是在這黑暗而急速旋轉的世界裡，點一盞燈——不為指引，而是為了讓那些準備好的人，能看見自己想要的路。」「我不是無法沉浸，而是在尋找一種不必中止自省也能全然投入的節奏；如同芙莉蓮緩步而行的節拍——既看見世界，也聽見自己。」

「真正的愛，是讓對方成為他自己，同時你也願意不再是你原來的自己。」──Martin Buber，《我與你》

「人愛的從來不是對方，而是自己投射在對方身上的幻想」。（Love is giving something you don’t have to someone who doesn’t want it.）

field theory在社會學中，場域理論研究個體如何建構社會場域，以及他們如何受到場域的影響。場域是個體或群體之間發生競爭的社會環境，例如市場、學術界、音樂流派等場域具有社會行動者可以占據的不同地位。場域的主導者，稱為在位者（incumbent），通常會期望維持該場域的現狀，因為競爭規則的變化可能會威脅其主導地位。場域中也可能有抗爭者（insurgents），其目標是改變場域，以便與在位者競爭。原本穩定的場域發生巨大變化，有可能來自抗爭者或其他場域的侵入，亦可能來自政府施加的規則變更。一般來說，不同的場域地位會產生不同的激勵。場域上的地位是個人通過動機的形式經歷的。對一個場域的利害關係的承認，以及對場域所規定的利益和投資的獲取，稱為社會幻象（social illusion）簡稱幻象（illusio）

正是透過這些作品，「架上繪畫」作為一種典範性藝術形式的想法才得以實現。普桑的作品主張：沒錯，人物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樣地，那些人物所處的整個矩形實體也有其意義。站在牆壁前方凝視時，我們或許只能隱約意識到大型畫作中的人物所處的邊界；但架上繪畫的邊界卻十分明確。 這種特定的藝術形式，旨在利用其邊界，來協調矩形平面內的所有元素，讓所有人物及各人物之間的負空間(negative space) 共同構成公式裡的加號及減號，以得到一個完美的解方。去倫敦上繪畫課13

EP24 鄧惠文來了！！！日常生活超實用的榮格心理學（上）鄧醫師提到I人和E人的差別再次解釋這兩個字母並不是「內向」和「外向」而是指人獲得能量的方式E人需要透過和人互動獲得能量I人則是盡量要將能量收在自己身上因為所有和外界的接觸都會讓他覺得消耗然後很有趣的一段是鄧醫師提到榮格講的話「如果你做為很內傾的人的伴侶你常常會懷疑自己的存在是不是被憎恨的、是多餘的？對一個內傾的人，他理想的世界是一座沒有人的孤島在那座孤島上，只有經過他的允許，風才可以吹動樹葉」

近期之所以會出現一波民粹政黨與魅力領袖的浪潮，原因之一 也就在於我們的資訊網路變得愈來愈高深莫測。民眾如果覺得再也看不懂這世界是怎麼回事，資訊彷彿排山倒海而來、難以消化、令 人不知所措，就很容易成為陰謀論的獵物，於是想從某個自己能夠理解的事物尋求救贖——也就是某個人類。問題在於，演算法的決定背後都參考了大量的資料點，但人類卻很難有意識的對大量資料點進行反思，做出權衡。我們就是比較喜歡面對單一的資料點。所以如果碰上複雜的問題(不管是申請貸款、疫情肆虐、或是戰爭爆發)，我們常常希望能找出某個單一理由，就採取特定的行動，而不顧其他考量。這就是所謂的單因謬誤 (fallacy of the single cause)。連結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