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二十多年來,關於「自己」的事,似乎已經寫得差不多了。那些與青春、家庭、性別、傷痕有關的經驗,經過長時間的書寫與回望,已被放進了各自的抽屜。於是我開始意識到,相較於世界,「自己」其實是多麼渺小的一粒微塵。這些年我希望自己能像一個永遠不安分的神經元,對著世界伸出新的突觸。sky is the limit或許不僅是一句修辭,而是關於文學的永恆命題:愛與死、戰爭與和平、疾病與痊癒、仇恨與寬慰。這些看似遙遠的對立,構成我們理解「人」的方式。我寫〈走廊的燈閃過五下才滅〉,是想為那些在HIV/AIDS的瘟疫時期,被歷史遺落的人留下見證。寫〈耶路撒冷〉,是試圖再現戰爭當中那些艱難的生存。它們都不再只是關於我,而是關於我們如何試著相互理解、相互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