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

韦伯按照对英国的观察，把这种局面追溯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非政治’历史”和这一事实：“耽误了一百年的政治教育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而由一个大人物来统治也并非总是人民的政治教育之道。”是俾斯麦，毁了他周围所有独立不羁的力量，让国民习惯于由一双妙手照料帝国的命运，使他们的积极参与成为多余。当然，韦伯也对这个民族自身的退让发出了严厉谴责，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对一个政治家的人格毫无节制的赞美，竟导致一个骄傲的民族那么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客观信念”。

一种源于路德宗虔诚的独一无二的等级制习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是许多德国人共有的习性。1892年时，年迈的鲍姆加滕正在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所苦，他和菲尔绍（Virchow）及蒙森一样倾向于把德国自由主义的衰落仅仅归罪于俾斯麦，韦伯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不也应当为此而至少和俾斯麦本人一样受到谴责吗？”同样，韦伯在就职演说中也断言，“那个强大的太阳高悬于德国之巅，把德国的威名投射到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它在我们看来实在过于巨大了，以致烧毁了资产阶级缓慢进化而来的政治判断力。”

如果说这代表了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标尺，那么两年以后，韦伯就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由于完全依赖俾斯麦而退化发出了谴责。“过去20年间我们所熟知但最近已被心胸狭隘的对红色幽灵的恐惧所摧毁的那种半‘恺撒制’、半‘家长制’统治类型”，一直就是“民族政治教育的对立面。”此后，韦伯便始终严守这种观点。“一战”正酣时他在《法兰克福报》撰文论述德国议会制问题，以同样的指控大力批判了俾斯麦：“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俾斯麥或許比較想維護普魯士容克的統治，德意志民族他們又沒啥興趣，遑論給民族上堂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