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張導講過多次班女生罵她，她自覺委屈。在這想介紹多次一個前文略提過，近日聽友人R說起的概念，powerlessness of the powerful。來自Julie Diamond寫的《POWER: A user’s guide》（我其實只睇了好少）。據本書的〈What makes people corruptible？〉那章，作者把Power分為self-perceived的、a state of mind，即自己覺得自己有幾powerful，關乎自信心、自我形象；和外在的，與你實在上在社會享有的身份/階級/種族/性別位置相連，大抵是中文一般所指的權力。所以一個老師對住學生都可以自覺非常無力：哎我搞佢地唔掂（which都唔難明呀）。
那份內在無力感，可以繞過一個人實際擁有的、外在的positional power，有時甚至令佢呃埋自己。即他們是失去了access to their feelings of power。咁張導似唔似係咁呢？
這或者也跟香港的教育體質有關？個個都在比較競爭中長大，就算考到第一、做到所謂「成功人士」也仍容易感到自卑。這環境都容易加強這份內在委屈或無力感。而our inner sense of weakness係會導致ineffective and poor uses of power的。say一個在坎坷成長中，建立不到健康自我形象的人，接收到別人帶住善意的提醒後，係會容易出了defensive mode去回擊，真心覺得自己好慘慘委屈，而更令難不亢不卑地take in和改善。（希望蕭雲都能看到這段）
B. 至於張導那句「阿聆你開心返啦我哋唔做喇」的回應，以及聆萬言書中寫的不少跟校方/張導溝通的細節，都明顯是「情緒勒索」吧。情緒勒索是種行為模式，意思類似是以fear、obligation、guilt來誘使對方聽從自己的意願去行動。咁這概念在我的圈子裡，都算是普及常識？但也想，年逾七十歲的張導其實有無聽過這概念呢？（雖然張導當年係讀心理學的orz）睇返，這概念是美國心理學家在1997年提出，再到2018年本書才在台灣譯成中文，在華文世界逐漸流傳開去。即這「常識」其實只不過是近年才遂漸建立出來的。那張導甚至那一代的世界裡可能真係無這concept？（我應該不用再次強調我不是想為她開脫可…）
於是說到這裡，我又開始覺得自己近年學過一輪的「非暴力溝通」、「衝突處理」這些課題，是很有用的。不懂這些內容，平日待人處事都未必會有咩大問題，畢竟人情世故、基本尊重，一般人都還是有（當然世界上正常人應唔算多…）。但溝通失效徒勞、唔識面對衝突、收到feedback後隨即flight or fight等等，我想很多人也還是有經歷過。
導演團隊跟女孩們存有隔閡，最直觀的原因可能是來自世代之差：導演在七零年代經歷的港島校園與女孩在二零一零年短暫遷入的深水埗校園已是徹底不同的環境和人事。//
詳細下收。
世代之差亦體現於資訊科技急促進步和教育觀的變化，就如女孩「阿雀」在初中階段被母親以GPS全天候追蹤動態，「直昇機家長」借助科技與孩子常在的普遍景象，相信亦非張導經歷的同一個青春。世代差異和年齡累積而成的經歷形塑出不同的價值觀和人生底色彼此碰撞，有時為電影創造滑稽惹笑的輕鬆時刻，但亦也許讓兩者難以徹底對彼此敞開心胸，產生許多尷尬對答。
然而在本文我最希望探討的，是那些張導似乎覺察不到，又或刻意忽略的尷尬畫面和對答，如何讓受訪者跟攝製團隊的心漸行漸遠，使紀錄片拍攝變得更困難，又讓成片呈現的女孩圖像不夠完整、立體或具深度。而這些對話和做法，使紀錄片在紀錄之外，是否不自覺為女孩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和傷害，紀錄片的邊界為何？與被訪者的交流何為恰當？
其一，張導在馬燕茹日本比賽後一再追問她「係咪好開心」，而馬燕茹表情不盡歡快，不願意正面回答張導的提問，同樣問答來回數次，張導似是不能從馬燕茹口中問出想要的正面答䅁，只能選擇以旁白形式為馬燕茹的成績歡呼，
其二，是阿聆對自己公開試的成績尚未消化，但甫進禮堂張導即迎上阿聆母女，以恭喜的語調對阿聆說「聽講妳成績最好喎」，阿聆一愣說「怎麼可能」，然後扯着母親越走越遠，張導補着叫了一句是被訪者之中成績最好⋯⋯張導似乎假設馬燕如在比賽中客觀成績不俗或阿聆是「（被訪者之中）成績最好」，便理應感到開心，當二人的真實的感受無法回應這種預設時，張導便與女孩對話產生相互對抗一樣的張力，而攝製團隊原本打算營造的振奮氛圍，亦頓時像被女孩澆上一盤冷水。
（附注一句，「沒什麼大不了」和石校長總結全片時提出學生的成長過程是「永恆中的片刻」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前者是否定學生當刻的感受，後者是指出個體在永恒歲月中渺小卻真實的體會，把兩者以層遞的方式剪接結束電影，對我來說是很難解的做法。）
「善意溝通」強調避免「4D語言」，即避免否認（denial）、診斷（diagnoise）、命令(demand) 和 應得（deserve）的說話，諸如「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妳不用傷心呀（否認對方感受）」、「妳的成績/收入已經很好啦（診斷對方的表現）」、「如果妳一日不温習x小時，我就把妳的電腦沒收（威脅與命令）」或是「無論如何妳不應該罵妳媽媽呀（認為對方應該/不應該做什麼）」
我並非想借引用和介紹善意溝通的理論讓紀錄片攝製團隊搏取被訪者的信任，「哄騙」被訪者與攝製團隊談心，只是希望與讀者一起分析攝影團隊和女孩們的緊張可能從何而來，
除此之外，影片亦讓我再次思考紀錄片鏡頭出現的時機和位置何為合適、攝製團隊與被訪者應有的關係和距離：在中三時眾女孩想要放棄拍攝時，阿佘和阿雀的回應曝露團隊拍攝的方式如何讓眾人困擾，放置鏡頭讓同學們不願與女孩同座聊天，不守時限的拍攝讓家教甚嚴的阿雀被家人責備。
紀錄片總是不能逃離體裁自有的倫理爭議，拍攝過程對被訪者生活的介入，拍攝而來的素材在剪接、播放後是否還能反映真像，電影公開放映後會為被訪者帶來的影響，在拍攝進行時總是無法預見。我讚頌張婉婷團隊和英華女學校的無私和努力紀錄下時代的足跡，但仍忍不住發想，若是團隊能以更慎重和平等的態度與女孩們對話，建立關係，相信拍攝期間能發崛到的素材遠不止如此，電影的成品亦會比現在所見的更具深度//
//上文說過，看見大家分享少時在學校所受的傷，我被那些在重述和反思中自我empowered的療癒能量感動到。但由於這類不經意撈埋愛和manipulation的教育操作是如此普遍，基本上是整個香港教育制度的底子，所以同時發生的便是，我們很容易mix埋自己的受傷經驗去一次過向張導和英華開火（而且係當佢地成班人係同一棟「高牆」）。但但但，英華這case跟你自己的case就算性質相近，讓你容易relate，但細節也始終不同吧？即或相似，但當全城的受傷經驗一次過feng晒過去這次事件的對方身上，比例上都…會容易重手咗…？
……
我只是想指出，這涉及張導演和周小鳳副校之間的權力差異。點剪入去係張導話事的，副校都無say。即現在被形容到像邪惡勢力的那班人裡面，都有內部power dynamics和差異架。唔好捆綁晒他們來一起討論好嗎？比如學校唔係校長話晒事，都仲有個校董會架。又會否都有前線英華老師一直撐緊啲學生只是不知怎出聲呢。咁我唔知詳情呀。我只仍信，一個小體制有無改變的可能，其中一途可以是從內部鬆動，源於裡面的人能否看到自己是個「人」/被他人當成人去看待，跟個體制不是完全痴埋一齊的，遂也能夠視他人為「人」。這個香港人應該都明姐…？
只係當全城將幾年壓下的情緒，一下發洩再壓在這次的幾個人身上，比例上就的確….你總不能說是合宜？
……
當然加埋香港人/連登mode平日罵人真係罵得好mean好無品啦。人哋喪夫關咩事，咁都拎出來講。都積返少少口德唔好人身攻擊啦。至於學校係咪為錢強推套戲，這真的只是臆測啊，我們真係唔知的啊。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影響但都應唔只係咁啊，畢竟我仲信英華校長老師們，至少都總有幾分想去愛人和做好事的心腸？
再利申多次：件事嚴重到，係抵嬲的。憤怒反映的是大家對「尊重」的重視，所以也是重要而珍貴的。我當然是期望涉事方認錯道歉、補救並承擔後果的。
即我現時甚至傾向覺得她沒惡意（涉及intention，即所謂株心論），但她個人似乎係…bug咗？個bug位係咪包括：某種「為你好咋」的家長主義的極致（很多人說「那代人好多係咁」。咁可能係嘅，但不等於所有長輩一定係咁，我其實不太認同講成是世代之爭，這理解會否害處多於好處呢） + 主流劇情片商業電影工業裡導演總是大晒的工業文化脈絡，是在長年滋養導演的ego？（仲有咩其他可能呢？）
電影產業我唔識（可看張婉婷PA的說法，也希望多啲人可講）。我諗緊兩個心理學的concept幫唔幫到手解釋一啲呢（熟的人可請指正）。
這或者也跟香港的教育體質有關？個個都在比較競爭中長大，就算考到第一、做到所謂「成功人士」也仍容易感到自卑。這環境都容易加強這份內在委屈或無力感。而our inner sense of weakness係會導致ineffective and poor uses of power的。say一個在坎坷成長中，建立不到健康自我形象的人，接收到別人帶住善意的提醒後，係會容易出了defensive mode去回擊，真心覺得自己好慘慘委屈，而更令難不亢不卑地take in和改善。（希望蕭雲都能看到這段）
B. 至於張導那句「阿聆你開心返啦我哋唔做喇」的回應，以及聆萬言書中寫的不少跟校方/張導溝通的細節，都明顯是「情緒勒索」吧。情緒勒索是種行為模式，意思類似是以fear、obligation、guilt來誘使對方聽從自己的意願去行動。咁這概念在我的圈子裡，都算是普及常識？但也想，年逾七十歲的張導其實有無聽過這概念呢？（雖然張導當年係讀心理學的orz）睇返，這概念是美國心理學家在1997年提出，再到2018年本書才在台灣譯成中文，在華文世界逐漸流傳開去。即這「常識」其實只不過是近年才遂漸建立出來的。那張導甚至那一代的世界裡可能真係無這concept？（我應該不用再次強調我不是想為她開脫可…）
食飯時問友人R，如果你見到某人好不為意自己所擁有的power，而傷害到人，咁你會點去提佢呢？我們傾到，這固然視乎處境、雙方關係。如果純粹講生活裡、人際關係的層面，而不直接處理這次公共事件，可能都關乎我們平日有無/識唔識去俾feedback人，和開放自己接收其他人的feedback？
於是說到這裡，我又開始覺得自己近年學過一輪的「非暴力溝通」、「衝突處理」這些課題，是很有用的。不懂這些內容，平日待人處事都未必會有咩大問題，畢竟人情世故、基本尊重，一般人都還是有（當然世界上正常人應唔算多…）。但溝通失效徒勞、唔識面對衝突、收到feedback後隨即flight or fight等等，我想很多人也還是有經歷過。
或當一個老闆真誠地想聽員工的feedback，他又有無機會讓對方feel safe去講出真心說話，而不只是驚得罪老闆而只講客套野拍馬屁呢？即是，如何為人提供一個可講真話的safe space？這些對我來說，不純是要令自己的人際手腕靈活一啲，而是我理解生而為人，就是持續學習如何活在各種關係當中，盡力去尊重對方和自己，這份尊重就是愛人愛己愛世界的體現（咁係咪有點膠？咁我始終是枚耶膠，跟的大佬很大愛）。所以，去認識下這些課題，也沒差？//
現在網上流傳一份由學生家長於2012年簽的同意書，當年學生只有12歲，同意書涵括範圍甚廣，包括這電影在任何地區的公開放映權。相信這同意書，就是張婉婷記者會中所說的法律依據。但這張由父母所簽，當年女生只有12歲的所謂同意書，是否真的可作為法律依據，如可以，為何之後又要六個女仔簽第二份同意書，授權電影公開上映呢？
石校長在回應中說「可惜已錯過了時機」。但時機是可以把握到的，通過電檢的版本不可以立時再修剪嗎？以張婉婷的靈活和機智，難道不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再剪一個完全沒有阿聆的版本，把阿聆的戲份全部剪掉，不作交代和描述，群戲中有她出現的鏡頭就由她繼續純粹過鏡，然後放大阿佘的好同學head prefect（即Shirley，她有為電影出來宣傳）的篇幅，都可以湊夠是六個人的故事，難道這是辦不到嗎？
八、九十年代電影公司，會就影片上午夜場時的觀衆反應，用一星期時間剪接修補，然後才公開上映，當年王家衛《旺角卡門》和吳宇森《喋血街頭》午夜場時的版本，和公開放映版本都不同。如果當時是這樣解決這問題，公開放映的版本是沒有阿聆的故事，片中女生全部同意公開播映，便沒有現在上映中途要撒片的三輸結局，阿聆輸、張婉婷輸、英華也輸。
永恆的一個片段，也可是一個終身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