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南戏及近代日本对中国戏曲之研究

七、通过小说和戏曲，增强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这种需求愈来愈强。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于1909年出版《后狩词记》，被誉为日本民俗学的第一个纪念碑。 1910年柳田国男等创立了“乡土会”，三年后又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日本的中国民俗研究也随之而起，希望由对中国民风民俗的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戏曲则被认为是反映民风民俗的重要方面。 东方时论社社长东则正在为今关天彭的《中国戏曲集》写的序言中指出：“知戏曲者，始解中国”“中国剧于中国之位置，曲尽其国民一切复杂之特性，近乎了无余蕴”。

你会不会想起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是的，梁启超这个观念正是他在日本获得的。戊戌变法失败，他流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新小说》等刊物。其中，《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小说杂志，《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创刊号的发轫之作。

然而，同一种观念，作用于现实，意义实大有不同。梁启超是想用小说来唤起国人，新民兴国。日本则渐渐转而“知中”，乃至对了解、批判中国人国民性、有助于发展大日本帝国神圣事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