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筆記
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的人類學家許多都是安樂椅人類學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s），他們不做實地考察，而是只透過閱讀日記與信件，重新建構研究對象的種種行為與文化。這種研究方法被最後受到Bronislaw Malinowski的挑戰，Malinowski認為人類學必須走進田野並參與到研究對象之中，這種研究方式似乎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頗深。因為Malinowski認為田野就像是實驗室，我們可以在實驗室裡操作實驗、紀錄數據並分析，同樣的事也可以在田野中完成。這開啟了隨後民族誌這種文本的組織活動。
社會科學哲學 人類學哲學

Clifford Geertz在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中採取另一種觀點，他解釋說，按照Gylbert Ryle淺層描寫與深層描寫的區分（簡單來說就是純粹描述與意義解釋），民族誌不單單只是研究方法，它更是一種活動。這種活動不應該只是描述所見所聞，還必須包含對這些描述背後意義的解釋，而為了要得到解釋，人類學家必須與研究對象進行交流與對話。這裡所謂的交流，就是人類學家必須依照自己所處的文化脈絡，去轉譯研究對象的文化中如何看待自己行為與活動的工作。

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

《寂寞田野》：認識馬林諾夫斯基「陰暗面」，通向人類學的知識之道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不只是吃了誠實豆沙包的腹黑日記──阿潑讀《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

在Geertz一個很有名的峇里島鬥雞的案例研究中，他發現即使當地政府嚴格限制村民進行鬥雞活動，但是村民仍然會冒著風險參與。根據他的觀察與解釋，鬥雞這項活動不僅僅只是娛樂，而且也包含鬥雞主人雙方展現自身社會地位的方式。在更深入瞭解「公雞」這個詞在當地語言中的詞意後，更可以發現到與「公雞」相關的詞彙及意義皆表示著「王者」、「勇士」、「冠軍」等。
這樣的理解方式，讓Geertz把峇里島村民鬥雞活動的民族誌看成是一種人類學知識的來源：
1.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有厚度的（thick），具有複雜的文化形式
2.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具有象徵意義的建構過程，而這個過程具有意義
3.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其意義是由不同象徵系統之間互相作用（透過對話、交流）的結果

從這種角度來看待人類學的知識，Geertz的取徑很明顯具有反實證主義的味道。首先他認為人類學研究的對象是在交流與對話這種不同象徵系統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這就擺脫了純粹將研究對象看作是純然事實的態度。再者，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很強調如何建構意義予研究對象中，這種被稱作「轉譯」的工作，是轉譯者用本身所熟知的形式與語言來表現他自身所不熟悉的、被轉譯者的行為，換言之，即是把一個意義系統轉換成另一個意義系統。然而，Geertz卻似乎不太注重語言的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即語用（pragmatism）的面向。

法國人類學家Jeanne Favret-Saada在她對Bocage地區的巫術研究中，則發揮了晚期維根斯坦對語言的看法，語言的本質在於如何使用語言，而如何使用語言則基於我們的生活形式（the form of life）。Favret-Saada在研究當地巫術時，發現當地人不願意向她透露任何有關巫術的消息，每當她詢問，
總是得到「妳承受得了嗎？」這種反問。她最後發現，她無法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研究當地的巫術文化，要知道巫術在當地的情況，她自己要嘛成為施法者，要嘛成為被施法的對象；並沒有所謂單純描述巫術的語言，因為要能談論巫術，你必須身在其中。

因此，與巫術相關的語言其意義不是重點，或許也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在其中，這完完全全就是一種參與與否而已。如此Favret-Saada強調了民族誌當中「語用」的面向。也因此，要能夠掌握人類學研究對象的意義，單純進行交流是不足的，研究者還必須知道參與對方的生活、如何使用對方的語言。

由上述討論，我們有幾個問題必須回答：
1.人類學家從田野中究竟獲得了什麼知識？且又該怎麼表達這些知識？
2.這些知識可以回答那些更具普遍性的人類學問題？
Dan Sperber認為人類學知識的形成應該要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人類學家如何將田野調查轉化為書面文本，第二個層面是如何將書面的文本轉換成他們依照親身經歷所獲得的一般性理論的論述。Sperber認為當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時，為了能將他們對研究對象的的「理解」搬進人類學中，他們有時不得不採取大量的術語。這些術語有時是脫離了人類學家本身所使用語言的脈絡，而重新被概念化或被重新賦予意義。透過引進「新的」術語，人類學家描述了對研究對象的一切種種，而這種描述基本上就是一種解釋。

這種觀點其實有點像是接續了Geertz那種觀點（但又不完全一樣），即認為人類學研究是文化意義建構的象徵過程，既是解釋，也是文本。因此，人類學的對象是文本，且可以被轉譯成人類學家的意義系統之中。然而Sperber認為文本應該不僅僅只是研究對象而已，更準確地說，他認為建構文本意義仍然可以比較客觀性。不難看出，相較於Geertz，Sperber在立場上又更偏向實證主義一些，也就是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那種田野就是實驗室的觀點。

對Sperber而言，民族誌不是人類學理論，而是更像一種獨立的研究方法，因為民族誌就像其他的學科一樣，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數據與資料。而為了要能上升成為理論，民族誌勢必得包含更普遍、更全面的特徵，而一個簡單的辦法則是把人類學的研究目的看成是針對人類文化事物所進行的研究。
所謂的文化事物有兩個可能：一是民族誌中的語言表徵，二是人類學理論中所重構的行為和風土習俗。但Sperber認為更好的答案則是把文化事物看成是文化表徵：所謂的文化表徵，是一個文化中的個體自己的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並透過與其他個體的交流，會像傳染病一樣在整個社群中擴散，並為該群體世世代代所共有。Sperber這裡引進表徵的傳染病學（epidemiology of representations）這一概念來描述他的觀點。

Sperber用南美巴西Txikao地區一個被稱為「似娩」（couvade）的習俗進行解釋。在當地，若妻子生小孩後需要進行一系列的起居措施，例如飲食限制等，丈夫也會跟著遵行。這種似娩習俗在當地被認為具有消災的作用，而之所以這種習俗會在當地流傳，根據Sperber，是因為認知傾向與生態學因素兩造之間的因果交互作用。
若說民族誌是讓研究對象的行為與習俗能被人類學家所理解，那麼文化表徵——以及相應的表徵傳染病學的傳播途徑與研究——則是讓這些「理解」成為可靠數據的鑰匙。因此在Sperber的理論中，民族誌與文化表徵是兩個不同的方法。

不得不說，人類學很難欸，真的難。
當然這可能是隔行如隔山，但我覺得單單只看人類學在理論層面的討論，例如Geertz、Favret-Saada、Sperber三人不同的進路，就可看到人類學家對研究對象、文本、民族誌的諸多差異。
不意外為何STS領域裡頭有那麼多人類學家，因為這種討論模式基本上就很STS。
也不意外為什麼人類學讀起來比較有歐陸哲學的感覺，因為基本上就是很大的概念，且用較抽象的方式進行討論。

噢，更別說在民族誌這種文本的討論上，可能也很類似文學批評這個領域的運作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