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匪區傳出地方財政吃緊，要求教師將過往獎金掏出，歸還給政府之情事發生。外界也常有分析針對匪區債務問題，地方財政出現破綻的說法亦時有所聞。匪區當局在新冠疫情中採取嚴厲的清零政策，導致經濟下行，因此發生上述情事似順理成章。

關於地方財政問題，匪區學者任劍濤在幾年前的演講便指摘過，巧合的是，舉的例子也與教育有關。他近期的著作又提及了這事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曾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得不到有效落實，原因何在？在於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資金的實施安排缺失。本來，義務教育作為一項中央政策，應該由中央政府「買單」，即支付費用，但這筆費用是天文數字，哪一級政府都不願意付賬，因此義務教育的付賬責任就轉嫁到實施政策的下級政府，而下級政府再次轉給下級或基層政府，結果，義務教育就變成了基層政府自籌資金解決的事務。基層政府沒有多少途徑解決義務教育的經費，義務教育的最後付費方，成了受教育者的家長。（任劍濤，2019：25）

援引此案例是為了解釋公共政策如何與實施對象之訴求乖離，旨在探討政策如何失當，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需要引入利益團體競爭，而不是以空洞的「為人民服務」為號召，政策制定者不負責，政策執行者擔不起責，政策品質毫無保證。後面提到的問題更是毛骨悚然：

正是由於以黨治國定勢中的政策制定與實施機制，公眾在判斷某項政策是否值得擁護時，並不是基於政策是否帶來的實際收益，而是基於政策的道德感動程度的高低：受到某項政策感動的，便是認同黨治體制的政治同質的標誌；假如對執政黨提出的某項政策心存意見，表示不滿，甚至起而抗拒的，便是政黨的敵人。對政策的滿意度還是抗拒劃界，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便成為劃分國家權力是否對之保護與施加鎮壓的標準。政策的執行者陣營與反對者陣營，就此成為解決「革命首要問題」，也就是敵我陣營劃分問題的一個必須區隔，將敵我劃分從政治領域延伸到行政領域。政治的統一戰線，也就進一步成為行政的統一戰線——如果你忠實地相信並執行政府的政策，你就是朋友；如果你不信政府的政策，甚至懷疑或拒斥政府政策，你就是敵人。

在政治思想史上，人們一般樂於強調德國思想家卡爾·施密特所提出的敵我劃分，並認為他抓住了政治的本質。實際上，卡爾·施密特對敵我劃分的堅持力度是不夠的，他遠未將政治領域的敵我分延伸到行政領域，它不過是不徹底的政治敵我劃分理論而已。在政黨國家中，黨制定政策，黨執行政策，凡是忠於黨的政策，並且願意不折不扣地執行的人，才是政治——行政領域的「友」，才是統一戰線要保護的對象；凡是懷疑和拒斥黨制定與執行政策的人，自然就屬於咎由自取的「敵」。這是一種透徹的敵我劃分理論與實踐方案。這個時候，政策的公共性就被政策的階級性所替代。（任劍濤，2019：27-28）

且先不論任對施密特的解讀是否正確，我們來看看復興基地學者林繼文的說法：

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只有主權界域是可以被辯論、被表決的公共議題。國族認同和族群意識和主權界域有關（甚至扮演關鍵角色），但往往不會在公眾領域成為集體選項。在台灣，由於主權界域難以改變，所以關於國家前途的辯論不得不移往其它兩個領域。因此，在社會政治的論壇裡，真正引起對立的不是主權界域的重劃，而是族群關係的緊張。但這種緊張其實是象徵性的，因為作為可改變的實體的主權是難以改變的。最後，對立只能在國族認同的層次發生，因為主權界域難以調整，族群矛盾又難以明言。作為憲法根本要件的主權範圍，在台灣是難以改變的均衡狀態，但其效果卻外溢到其它領域，造成難以調和的矛盾。（林繼文，2003：63）

如此的外溢效果造成的結果便是復興基地沒有真正的公共政策辯論，而像上述任劍濤所說的那樣，政策的公共性退隱，而為國族認同、族群意識所吞噬，治理水準亦愈越加下滑。上焉能有大法官當兩次而免於質疑，中焉者審查機關沒有利益迴避，下焉者則有黨派網軍的黑色資金流竄。

學者石之瑜在過往評論便有過對復興基地治理能力下滑的反省：

自陳總統以降，這個充滿活力的政府的特色是，只要想到就做，而不會花時間評估後果。在野黨就是天天評估後果，以致總是一事無成。要評估後果，就必須提出標準，蒐集資料，研判形勢，這對陳總統的知識與自信都構成不當的挑戰。

陳總統深知自己知識不足，只有年輕人讓他自在，他們一旦破格受任用，自然感恩戴德。民進黨衝勁就得力於總統的心虛，故會提醒後果的人，進不了決策圈。而年輕的政府血氣方剛，欲念旺盛，不在乎體制，不尊重慣例，不顧及顏面，不懂得收斂，不知道界限，不曉得厲害，不承認錯誤，也從不放棄報仇。

在共產黨統治下，大陸縣級領導往往既管黨，又管政，通常企業大權也在乎。反而香港政府的專業領導一向頗有口碑，即使一國兩制也並未造成行政文化的流變。由於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毀掉一代人，使改革開放後接班的人大幅年輕化，這批大權在握的縣級領導，多半三十出頭，其中少年得志，目中無人的比比皆是，與台北中央政府分享同一種統治風格。

台灣過去是省，現在儘管擺出台灣國姿態，但思維與行動則像台灣縣，莫説邦聯制，恐怕連談一國兩制的資格都在喪失。（石之瑜，2002：254-255）

復興基地地位不再，外界為與匪區比較，寧可降低標準，對歷史變化也沒有體會，只靠浪漫的詮釋便輕率地評斷，政治精英也樂得被打分數，進而向民眾推銷，而公共政策的數目字管理早早消隱於黨派紛爭與兩岸對峙之中。

所以說，黃仁宇是偉人

參考資料

石之瑜，2002，《墮落與瘋狂：民進黨的黨國文化》，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任劍濤，2019，《中國的現代國家構造 中卷：黨治國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林繼文，2003，〈憲法作為一種制度〉，《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5）：35-74

所以說中華民國憲法的教科文條款很偉大

其實共匪早就意識到官員年齡的問題，既不能太過高齡化，也不能太過屁孩化，比方他那個民主黨派（aka傀儡黨）就嚴格限制黨員年齡不能太低

至於香港這個，我覺得二十多年以後再來看石之瑜自己的看法應該也會不一樣，實際上事後諸葛來看，香港這套是失敗的，大陸這套是成功的，但原因很複雜，並不只是因為領導風格

而且共匪升遷也是以看資歷為主，講求穩定性，這點跟民進黨差很多

石現在很玄學，講不好聽就是神棍，因為太想打破西方歷史發展出的「國家—社會」典範（從政治哲學開始解構，然後到國際關係的國家中心），想強調這其中的混雜和流動，但我就很懷疑他那樣的路數能幫助我們分析出什麼？在公共行政上我感覺也是難有貢獻，是可以分析高層人物以公謀私啦，但這樣是好事嗎？

emperorliu: 年輕政府？看看蘇貞昌...我有沒有聽錯？
後面敘述是沒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