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

引文：
社會科學研究經常以弱勢者的生命經驗作為研究對象。然論文寫作不能讓弱勢者看到自身處境後更為沮喪，而是要提醒社會加以反省，正視問題的嚴重性，所以要指出改變的可能，增加弱勢者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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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段想到有些人不喜歡別人告訴自己要改變，在為弱勢者增加能動性跟讓人不舒服的建議之間可能要拿捏⋯⋯？

引文：
又例如有研究者想瞭解尚未對家人出櫃的青少年同志如何使用臉書來協商其同志認同，依研究倫理規定，也需要父母簽署同意書，這如何可能？

因為有研究倫理的審查，有的研究者自我迴避（不研究未成年、遊民等敏感對象），有的研究計畫通不過倫理審查，結果許多社會邊緣（族群）議題就很少人研究，要不然就是以文本分析（如電影、文學等，不需要倫理審查）取代田野研究，其後果是政府就難以根據學術研究的結果來擬定有用的政策。

看到這一段在想，如果大家無法傾聽未成年者對BDSM身份的認同或聲音，是不是某些站在保護未成年人立場的人反而會漠視未成年者接觸BDSM的問題，把那些未成年者推的更遠更邊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