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準備期末考
所以來分享一下期中考時的申論答案
明史 / 明清社會文化史

明史→
一、請嘗試分析以下高拱〈病榻遺言〉的說法，主要反映明代政治結構的什麼情況？（25％）
荊人（張居正）賣眾，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狡黠陰狠，敢於為惡而不顧者也。荊人傾身結之，拜為兄弟，諂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荊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桌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為，皆傾意為之成就。爵深德之，為之斡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荊人每有意指，即捏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為出自上意，而荊人袖手旁觀佯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之〈病榻遺言〉主要反映由於明代政治運作的變動，導致宦寺權力提升；而內閣官員為保障、擴展自身之政治實力，以及謀取行政上的便利，與宦官有所勾結之情況。

明朝自胡惟庸案後，始罷丞相，天子親掌國政，又因事務繁多，遂設內閣大學士協助。內閣主要作為皇帝之行政顧問，向皇帝提出事務上的建議；居內閣大學士之首者即稱「首輔」，擁有「票擬」──擬定旨意──之權，而擬旨後交由皇帝批閱，即「朱批」；內閣雖擁有類似宰相之權，然相較於前朝之宰相，其政治實力受到一定的限縮。
而自明中葉以後，皇帝深居內宮，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朱批之事，內閣之「票擬」受制於內監之「批紅」，使宦官之政治權力大幅提升，相權逐漸歸於寺權。

〈病榻遺言〉提到：「司禮太監馮保者……敢於為惡而不顧者也。」、「荊人傾身結之，……諂事無所不至。」；此二段中側面述說了宦寺的強大──由於握有龐大的政治權力，因此無論行事如何陰險、惡劣，皆能夠無所顧忌；同時，也因這樣的政治權力，使得作為內閣的張居正對其諂媚、逢迎。

此種內閣與宦寺的勾結，除了使二者的政治地位──由其是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都能夠有所提升之外，在實際行政層面上，亦有作用；文中寫道：「荊人每有意指，即捏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為出自上意，而荊人袖手旁觀佯為不知。」，張居正若有任何在政務上的提議，只須交付馮保批紅，便可行之；當內閣首輔所擁有的「票擬」之權與司禮太監擁有的「朱批」之權相互結合（勾結），能夠減少內閣首輔張居正在規劃行政願景上的阻礙（原先的阻礙可能來自於皇帝與內閣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從張居正之角度而言，可說是提升了政治事務的效率。

明清社會文化史→
一、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昆恩曾說：
來自固佳拉特的布疋，我們可以拿來在蘇門答臘的海岸交換胡椒與黃金；來 自（印度西部）海岸的銀幣（rials）與棉貨，（我們可以拿來）在萬丹（Banten）交換胡椒；.我們可以（用印度南部的）檀香木、胡椒與銀幣來交換中國商品與中國的黃金；我們可以藉由中國的商品把白銀從日本弄出來；用來自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布疋以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與來自中國的黃金；以來自蘇拉特（Surat）的布疋；交易香辛料、其他商品及銀幣；以來自阿拉伯的銀幣交換香辛料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小東西。─環環相扣！所有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
請從交易地點、商品種類分析上述這段話。

首先從提及之交易地點分析上述文字。文中提到固佳拉特（印度西岸，鄰阿拉伯海）、蘇門答臘海岸、萬丹（印尼群島西岸，與蘇門答臘隔巽他海峽相望）、中國、日本、科羅曼德爾海岸（印度東南沿海）、蘇拉特（印度西岸城市，鄰阿拉伯海）等地。
觀察交易地點之共通處，其一為它們皆處於陸地之沿海區域，亦可說它們作為「港口城市」。歐洲人前往亞洲進行貿易、設立據點，透過商船駛向不同的陸地，上岸後大多止於港口城市進行貨物交換、補充物資，鮮少深入內陸，亦因此造就了港口城市的繁榮。

共通其二為交易地點主要位於東南亞、南亞海域之上，而此共通點可以連結至商品種類的分析。
個人認為交易地點位於東南亞、南亞海域之上的原因之一為香料之產地；無論新航路開拓前後，歐洲人對於香料之追求與渴望從未停止，驅使他們前往東南亞、南亞的動力之一，便是廣大的香料產地、市場；而文中亦多次提及香辛料（包含胡椒）之交易。
原因之二可能為東南亞與南亞海域的地理條件；東南亞與南亞地區作為亞洲世界轉介站，向西連結了阿拉伯世界──遂能以東南亞的貨物交易阿拉伯之銀幣，又以阿拉伯之銀幣交易香辛料；而向東北延伸至中國與日本──以東南亞、南亞的貨物交易中國之商品，又能以中國之商品換取日本的白銀。東南亞、南亞海域不僅作為珍貴香料之產地，同時也因地理位置而成為亞洲貿易網絡的重要中繼站。

綜上所述，回應總督昆恩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所有這一切都不用從荷蘭送錢出來即可辦到，只要有船。」，我們將位於東南亞、南亞陸地的港口城市看作獨立而散亂分布的「點」，在經由「商船」媒介的連結以後，如同形成一個龐大的海上商貿網絡。而由於商人們在海上貿易當中扮演「中介」的角色，他們不僅以「貨幣」（銀幣、白銀）換取「貨物」（香辛料、中國的商品），同時亦能以「貨物」（檀香木、布疋），換取「貨幣」（黃金、銀幣）；使得海上貿易網絡自成一個循環的關係，而無須從遙遠的歐陸再運輸貨幣。

二、你覺得可以從哪些層面分析王澐，〈三世苦節傳〉一文？

以下分別從女性社會期待、張氏自我期許，以及女性力量三面向來分析〈三世苦節傳〉。

首先闡述〈三世苦節傳〉展現女性的社會期待。中國古代的「三從四德」觀，在張氏之人生歷程中淋漓盡致地呈現。傳記中，張氏之婚配者由其父所決定；嫁入陳家後，她對內操持家務，對外幫助丈夫在親族、社會上獲得體面的名聲；而陳子龍殉節後，張氏雖萌生以身殉夫之念頭，卻為年幼的嬰孩所羈絆，肩負將孩子養育成人的責任。
以上種種，展現古代女子未嫁前聽從父親、出嫁後輔助丈夫、夫死後撫養子嗣的價值觀。而傳中描繪張氏：「生而端敏、孝敬夙成」、「書算、女紅之屬，無不精嫺」、「性儉而習勤，安之若素」、「苦而貞，聖人固難」；展現古代對「合格」婦女的要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寫傳者（男性）透過對傳主（女性）的經歷篩選、品行的高度讚揚，另一層面上反映了當時以男性為主的社會針對女性一系列的要求與期許。

其次為〈三世苦節傳〉所展現張氏對自我的個人期許。寫傳者描述張氏時，帶有（張氏）個人意志、情緒波動的段落主要有兩處，一為陳子龍殉節時，對張氏的刻劃：「驚痛絕而復蘇，誓以身殉。」；二為曾孫出世時：「孺人喜而泣，曰：『而今而後，我乃更生矣。』」雖此二段落所展現的價值觀，似乎是社會期待——女子貞烈、血脈延續——的縮影，但我認為亦是張氏自我期許的映射。
對於追求社會集體精神的中國古代社會而言，個人期許的塑造，事實上更加仰賴自我價值觀與社會期待的對話；在張氏所接受的教育過程（傳統婦女的培養，包含女德、女教、《禮》），她的自我價值觀也許已同社會期待產生了緊密的結合，而使她的自我期許趨近於中國古代社會對一個女性的期待——成為一個「好」的女兒、妻子，或是母親。

最後是〈三世苦節傳〉中，對於女性力量的呈現。個人認為傳中主要有兩處呈現了張氏的力量。
一為張氏初入陳家即掌握家政，丈夫熱愛宴遊，然家中並非特別富裕，一方面要滿足丈夫之需求，另一方面確保家庭財務運作正常，考驗張氏精打細算的能力；而古代以大家庭為主，如何梳通並和睦親屬之間的關係，亦仰賴著張氏處理人際的手腕；能將家中事務、親眷關係安排妥當，足見張氏之實際才略。

二為明末各方勢力角逐、丈夫殉節，張氏擔負起養育孩子之責任；從古至今，戰爭與權力鬥爭持續被認為是「男性」的事務，而戰爭之下的女性往往被忽略；然而在本篇傳記中，我們看到了動亂當下，當男性（陳子龍）力量消退之後，一個獨立女性（張氏）力量的展現──「抱孤兒，變姓氏，毀容羸服，遠避山野。」；這背後應有非常巨大的勇氣、意志力在支撐張氏，我認為這不只是《新民說》中，「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的應驗，而是長期被男性所掩蓋的女性力量的重新展現。

結束！明史還有一題是論文的摘要，就先不放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