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觀察：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
自詡「左派進步價值擁護者」的他們，凡是談起英國保守黨的強森內閣或美國的川普政權時，總是嘲諷備至，並且聲稱「與這些排外的右派政權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弔詭的是，當他們自己受益於本國右派政府因保障本國公民就業機會、抗拒外國公民移入的政策時，卻反面露得意之色，從不訴諸批判。筆者一位身為奧地利公民的朋友就是如此：批判英國右翼政府「脫歐排外」不遺餘力的他，卻對自己在奧地利右翼政府的保護政策下、獲得了本國不錯的工作機會而沾沾自喜。

基於「左膠」們總必須對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進行「批判與反思」，讓這些自以為擁抱「進步價值」的青年們，往往對極權的中國帶著莫名且近乎無知的美好幻想──這樣的思想脈絡，或許來自當年法、英等國的左派知識菁英在工運潮時，也曾「尊馬」（馬克思）、「崇毛」（毛澤東）等過往；殊不知當中俄共產政體日趨極權化後，這些左派思想大師也大表失望地極力批判。

以武漢肺炎的疫情為例，筆者身邊就有朋友將「就是因為歐美崇尚自由的個人主義太過氾濫，因此就算各國政府頒布了許多嚴格的封關措施，人民卻依然故我；所以『學習亞洲國家的集體主義、甚至中國的集權』，才是防堵疫情的不二法門」這個論調奉為圭臬。

諷刺的是，筆者身邊的這些左膠朋友們，平日卻對個人權利和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極度重視，絲毫無法妥協。實在無法想像，若中國的極權主義侵犯到他們「個人的」人身自由時，他們會如何反彈？現在他們這些「口頭上的」崇尚集體主義、大政府，在筆者看來，不過都只是因其人身自由尚未受到侵犯的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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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疫情時代」的脈絡下，談及台灣奠基於「不信任中共政權」前提下所達成的防疫成就時，筆者的這群朋友、同學不是無言以對便是支吾其詞。因為究其根本，他們的思維和心態，早已建立在「反思批判」歐美政體、「幻想崇尚」中國政體的基礎上──簡單來說，從小到大早已習慣前者帶來的自由和權利的他們，反而對其嚴詞批判不遺餘力，並幻想著後者的制度可能更好。

也就是說，他們無法理解台灣人認為「民主自由」的得來不易和值得珍惜，也不懂台灣人在這些價值面對威脅時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