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翻譯]
我是從社工出身，走上社會學研究的路。我一開始的訓練與我的第一份工作都是致力去助人。我幫助過無家的老遊民、進入兒童輔導診所的家庭、諮輔團裡無所適從的青春期年輕人和精神病院裡的病患──我覺得我在做好事。我非常有可能在做好事。最後，因為我們俗稱的「信念」，我轉換跑道了。對我來說，社會學更有趣、更有政治意義，甚至更能有效率地看到真正的原因和重大的問題，所以我成了一個社會學家。

最能闡述這個轉變的莫過於C. Wright Mills，「私人問題」(private troubles)到「公眾議題」(public issues)之間的轉換。這個理論對用個人方式去應對社會問題的攻擊令我印象深刻。我記得我有一次從美國激進社區工作者Saul Alinsky那裡聽到這個理論的寓言。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

有一個人在河邊散步，發現有溺水的人從上游漂下來。河邊的漁夫看到了，趕快跑去救人。過了幾分鐘，事情又重演，又重演，又重演。最後，漁夫看到漂來的人，卻改往上游的河岸跑去。散步的人問漁夫在做什麼，沒看到人要溺死了？漁夫說，這次，我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誰把這些可憐的傢伙推進水裡。

給社工的警世之言：倘若你不去找原因，你只會持續撈屍體，收拾殘局。社會學的可能性在這裡：去抓結構、權力、歷史和政治的問題，那些造成社會問題的主因。但Alinsky扭轉了他的故事：當漁夫忙著往上游找問題源頭的時候，誰來幫助那些源源不絕的、在水中載浮載沉的人？我越深入社會學，就越受此困擾。直至今日，這個問題仍舊困擾著我。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Crime, Punishment and Classification, by Stanley Cohen, p. 236-237

「問題似乎在於社會科學越成功且本質上地改變你的世界觀，它對那些個體的下場就越漠然。」

令人有感的一段，感謝翻譯，很同感在研究和現場之間的選擇不易，說到底時間有限，沒有哪個比較好，只能順從自己的專長和興趣所在盡一分力ＸＤ另外一開始了探討cognitive authority和social authority這些社會控制的權力概念的確是無法回頭呢

放上Stanley Cohen在另外一本書Against Criminology說過的話：

「我們理解的方式(知識)就是我們控制的方式(權力)。社會科學既未提供教化，不代表解放，也無法與意識形態切割。最終，我們必須停止幻想自己可以了解事實並用這些知識去做更好的改變。

Steiner和其他人已經告訴我們，這個壞消息是『反對理性』想法的一部份，承繼了這個世紀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脈絡。西方傳統哲學深信笛卡爾思想與實證哲學，相信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與善意，也夠正直與有理智，人類以及社會問題便會得到正確的解答，而『反對理性』攻擊的正是這點。犯罪學如同其他十九世紀的實證系統，始於同樣樂觀且自信的傳統，出自同樣的夢想。二戰之後衝突加劇，舊有的自信消失，悲觀與末日情懷成了日常。Steiner認為知識分子開始質疑過去傳統哲學思想『壓在理性上的賭注』：『是的，文字曖昧不清且不完美；是的，我們在理解彼此時有問題；是的，語言充滿陷阱，但當說所能說、做所能做之後，文字與世界之間有層實際存在的關係。』

除了馬克思和佛洛依德學說的去神話之外，Steiner認為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是『語言進化』打破了文字與世界的關係。反啟蒙運動不只是來自不理性的本能，或歷史必然性。從修辭批評理論、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到法蘭克福學派，都根基在針對客觀性與理性的批評。現今相信的是，任何嘗試架構真假值的論證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之後，走過一段漫長且迷人的學術歷程，我們抵達了結構主義、後解構主義、傅柯，以及其他在藝術、哲學、文學批評與社會科學的解構運動。

最初的反犯罪學運動即是這波思潮的分支。我們的價值根基於人文主義，但我們的概念架構於去神話和後解構的修辭。我們說著類似的話：進步是一種神話，理性和客觀性是種幻覺，文字不代表世界。學科越等同常識，就代表它越像意識形態。

因此，『犯罪』不真實存在，而是錯誤分類、道德企業或有權者以社會階級分配的結果；『犯罪者』不如我們所見，他們被升抬至反抗者的角色，或降級至與一般人無異，同時『真正』的罪犯卻消失於無形；『犯罪問題』是有權者和媒體操縱下的產物；『從事性交易』、『勒索』和『竊盜』只是社會為地區性買賣和布局上的標籤；『強暴』只是正常男性性向的延伸；指定特定藥物違法不只不理性，更是獨斷與偏見；『心理疾病』不真的是疾病，而是一種神話、隱喻以及對特定人物在特定情況下的標籤；『善心』與『改革』是隱藏的壓迫；精神病學、社會工作與治療都是社會控制的一種。這些都是為了展現文字無法代表真實的世界。

我們看出犯罪學中發生的一些事，但這不是討論反解構的地方，我也沒有那個能力這麼做。我們既沒有一個簡單的方式可以脫離這段歷史，也無法以原始主義退回擁抱常識、上訴『明顯的事實』或屈就於否定所有社會科學的認識論。

對於犯罪學家來說，唯一保證不走偏鋒的方式只有記得他們的研究主體──無論是犯罪者或被害人──確實存在。」

Against Criminology, Stanley Cohen, 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