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讀完了老王借我的楊牧《方向歸零》，其中對〈愛美與反抗〉有諸多感悟，作者描寫兒時在花蓮求學時，日治和國民政府交替時人與人間的拉扯，身分各異的人對於這塊土地的情感，不論是深愛認同、視為第二個故鄉或永遠的失根，他皆用眼耳記下。
內收幾段摘錄。

冬天下午，我們從教室走出來，看高三的學生沉默走路。書包掛在右肩上，他們的制服臃腫寬大，呈灰藍色，上衣有好多口袋，鬆鬆的長褲，而頭上又戴一頂帽子，像軍帽，但顏色不同，形狀也不同。據說那一頂帽子是用來取代從前高中生的制帽的，藉此徹底摒棄日本殖民者的流毒，然而帽子稜角雖然有異，顏色仍是傾向深寒，何況形狀襲自軍官的大盤帽，卻不像軍帽那樣以鋼絲繃緊的，所以可塑性還是很強。我們那些受過至少六年日本小學加上三年日本初中教育的學長，眼看馬上可以戴到頭上的高中制帽，一夜之間竟遭那軟趴趴的軍帽所取代，原本帽沿上方應該是一枚校徽的，竟和那些有氣無力的軍帽一樣，忽然改成青裏泛白的國民黨黨徽，每一個人都覺得洩氣得很。

有人先用手捏捏試看看，一個角兩個角，八角大概不可能，但歪歪斜斜幾個尖稜是有的，兩邊下墜，像麥克阿瑟將軍的那一頂。我那時看到的高中學生都戴那樣奇怪的帽子，很不情願的樣子，有機會就脫下來拿在手上，他們面容嚴肅，有時看起來比學校裡那些年輕的外省老師還嚴肅，而且他們輕易不向那些老師打招呼。他們對本地老師們最有禮貌，因為那些老師個個都是花蓮中學畢業，到台北上完大學又回來短期任教的，他們是真正戴過高中制帽的學長。

（中略）
後來我聽馮老師說那一串問候聲其實是日本語，被高中生修改了的，也許是縮短簡化了或者怎樣，總之它的根源是日本。馮老師提到這一點都很生氣，我彷彿可以在他文雅的面容，和艱澀的口音裡，體會一種莫大的悲傷，一種困擾的迷惑的情緒：「為什麼要用日本話互相問候呢？」他似乎都如此追問著，對我們這些幼穉的小男孩，雖然我們並沒有用日本話互相問候，是哥哥他們，老師不去問他們，反而在我們面前追問著，又好像問的是自己：「為什麼？」

馮老師的悲傷是明顯可見的，他雙眉緊皺，嘴唇蹙起，我看到一個飄揚過海來到天涯小城的讀書人絕望地思索著，思索他覺得可怪的問題，又因為沒有答案而不免戲劇性地痛苦著，對我們這群無辜的小男孩誇張地張開一雙白皙的手；其實我知道他並不是真正不懂「為什麼」，他是有答案的，只不過他不喜歡那個答案罷了——不喜歡的答案，遂拒絕認知它，偽裝成一種無知困惑的表情，強調他的悲劇意識，憂患，漂泊，疏離，寂寞。

（中略）
等到校長宣布禁止學生說日語的時候，那些早晚習於用一串聲音互相問候的哥哥們著早已畢業了，升上去的高中生似乎已經放棄了那份情調，何況軍訓制度開始，他們的制服又變了，全換成米黃色卡其布，包括帽子在內，只不過樣子未改，前面依舊是國民黨的黨徽。看情形恢復有校徽的制帽是無望了！高中生和從前一樣，有機會就將帽子摘下來，捏得扁扁髒髒的。校徽是中學的特色，但那不幸正是一個統治者在想盡辦法戕除特色的時代，他們希望能消除個別的性格。全台灣的學校只要是戰前所創立的，都只能以所謂光復節那一天作為共同校慶日，而光復以前的歷史必須以空白視之，不存在。那時又有共同校訓的說法，乃是四個似通非通的字「親愛精誠」，遍懸南北各級學校的大門，不知所云。我們音樂老師每次看到這四個字就搖頭。

這時學校禁說日語，其實已經不必要了，因為學生當中真會說整句日語的，已經很少了。他們最多只會使用簡短的字彙和片語，用來指涉平時幾乎非用它不可的東西，例如網球叫「天尼士」，螺絲起子叫「羅賴巴」，維他命叫「比大賓」等，其實全是些日語裡的外來語。平時學生在一起講的是閩南語，有時也聽到客家話，而上課時外省老師和台灣老師們用「國語」，我們也用國語回答他們，我們的國語是硬學的，尤其台灣老師用起它來，更顯得很累。然而許多外省老師連學都不學，說的其實是他們家鄉的土話，大江南北各種方言雜在我們成長的教室裡，混淆不清。

校長不許我們說日語，其實是無的放矢。後來校長大概也發現他是在無的放矢了，所以不再提日語的問題。有一天升旗後他忽然上台宣布，從今以後不准講台語。

我記得當時高中生的行列裡起了一陣騷動，一個穿軍服的新來的「教官」，慢慢走到行列前，歪著他那戴軍帽的頭瞪了大家幾眼，騷動並沒有完全平息。校長繼續闡述國語的優美和台語的卑俗，我看到所有花蓮中學畢業的，從台北念大學回來任教的，我們心目中最欽佩的學長老師們，正互相以憤怒的眼光彼此示意，有幾位更挪動腳步，顯示他們的不耐。音樂老師從高中生行列外走出來，邁過那個教官的前面，向二十四級台階走去，那校長有點驚訝有點尷尬，不知道他怎麼有那麼大的勇氣，只好目送他以沉著的腳步一級一級向上走，到最高處，停駐片刻，遂轉入花木外的走廊。

音樂老師戰前就從這中學畢業，又在太平洋戰爭時回來任教，已經好多年了，他是少數跨兩個時代的老師。他平時上課努力使用國語教我們樂理，記譜，唱歌。下課碰到同學和校工，常以日語交談，碰到我們就多用台語。他消失在高處的身影曾經顯得特別龐大，在我幼穉的印象裡，在春天早晨的陽光下曾經閃光，長印我的心底。

海風輕柔地吹拂這高地的樹木花草，老榕樹靜靜沒有表情，旁邊幾叢鐵樹更倔強地坐在那裡，卻有點像是生氣了，在領先抗議。古舊的屋舍整齊地排列過去，在晨光裡有一種傲氣，一種溫情；更遠的是青山一脈，而青山後依稀凜然的，是永恆的嶺嶂，屬於桑巴拉堪山，柏托魯山，立霧主山，太魯閣大山，社鉾山，能高山，奇萊山。奇萊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北望大霸尖山，南與秀姑巒溪和玉山相頡頏，遠遠俯視我們站在廣場上聽一個口音怪異的人侮辱我們的母語，他聲音尖銳，口沫橫飛，多口袋的衣服上插了兩支鋼筆。

他上面那頭顱幾乎是全禿的，這時正前後搖晃，我注視他，看到他頭顱後才升起不久的國旗是多麼鮮潔，卻有一種災難的感覺。

忽然間，我好像懂了，我懂為什麼馮老師那麼悲哀，痛苦。我甚至覺得我也悲哀，也痛苦。

國旗在飄在美麗的晨光裡，帶著海洋氣味的風裡招展，鮮潔的旗。奇萊山，大霸尖山，秀姑巒山齊將眼神轉投我們身上，多情有力的，投在我身上，然而悲哀和痛苦終將開始，永生不得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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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是本篇裡最衝突的一段，是一對高中生用台語互別，被外省老師聽見後追了上去，喝斥他站好，遂搧了學生一巴掌罵他是亡國奴。
學生按捺怒氣，反問老師這麼做的理由，老師直指他說日文，在旁低年級學生見狀，幫忙辯白他們是說台語，老師說到後來氣結不過，說這兩種語言都相同，都是無恥。
後來老師拂袖而去，留下那對高中生和四個低年級的蘿蔔頭，他們面向廊外看著冷雨打在樹木花草上，沒人作聲。
其中一個孩子鼓起勇氣走上前問他還痛嗎，高中生先是用台語回答不要緊，摸摸男孩的頭說だいじょうぶ，又添了句猿も木から落ち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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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放在廢噗裡的摘錄，出自楊佳嫻《瑪德蓮》裡提郭松棻〈雪盲〉的心得：

「啪擦。折斷了枝枒。爆裂的乍響。校長蹲在自家的門口修腳踏車。他猛抬頭。望上來，驚惶失措的臉。噢，不是炸彈。只是蓮霧的小枝。」時代已經靖平了罷，老校長仍時常沉落到記憶的瓶底。在那裡，他是一個本島人，戰爭中的聲響剛好把他好不容易說好的日文炸成灰雪燼，從裡面他再扒找出自己，一片片拼回去，拼成一個能用標準捲舌音朗誦國父遺囑的戰後的新人。這是郭松棻在〈雪盲〉深美如詩的文字裡，使人不忍的歷史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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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推薦〈雪盲〉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