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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最近我觀察到一個現象:臺灣的一些宗教,尤其是禪宗的團體,跟佛教相關的團體,跟軍方其實有很密切的聯繫。我們知道臺灣有兩個團體,一個是妙天的團體,一個是妙禪的團體,他們其實都是軍方背景的、甚至是情治背景的人物。您可不可以在歷史中找到類似的結構,就是說國家的情治單位利用宗教來幫它收集資訊或者統戰基層民衆?
劉仲敬:僧人充當間諜是極其常見的,跟充當外交官一樣常見,因爲他們本身就是有治外法權的人,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區域穿梭,去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這個是自古以來的,蒙古人就經常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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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代意義上的情報機構在十九世紀以前是不存在的,零零星星地充當間諜是不能算數的。整體上來講把整個宗教綫統戰起來,這是一個典型的列寧主義式的操作。這個操作,在國民党在臺灣清洗掉了日本統治時期培養起來的那批講日語的佛教精英、分省區地建立中華佛教協會以後才有可能。我相信,現在的情况是陳誠他們製造出來的這個老傳統留下的一個尾巴。現在的佛教界大概還是過去的那種分區管理,由中華民國帶來的這批跟著國民党來的僧人嵌進了攔腰砍斷的日本時期的那些寺廟組織的頭上,然後把這些組織變成他們的分利集團和派系安排子弟人選的附庸機構,可能會比較像是婦聯之類的半官方機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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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可是我們看到的比較像是,一個有個人魅力(Charisma)的教主,他網羅了一些他之前在軍中的同好,借由這樣的一個組織凝結核去進行非常大的、以宗教爲名的准政治動員。好像它的組織來源和情報命令傳達的綫路又不是您說的那種典型的以地域性爲主的統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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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這個就跟桑迪諾民族解放陣綫建立的那些企業是差不多的,也跟俄羅斯寡頭是差不多的,他們本來就是政府的情報機構的人。原來的党國垮臺以後,他們的組織能力仍然比其他分別成長起來的民間資本家或其他人要强。他們更熟悉官方機構的運作,在國有化轉爲私有化的過程中間對國有資産出售的渠道也更清楚,所以他們更容易形成黑幫式的小集團。俄羅斯、烏克蘭和尼加拉瓜這樣的所謂的黑幫政治或者寡頭政治,基本上都是由過去情報機構的人改行從商形成的集團。你要說他們是政府機關,也不是,因爲他們原先的基礎已經被解散了,但是他們所依賴的其實仍然是過去他們在党國時代形成的關係網。這個關係網離開自己的母體以後仍然能够活一段時間,在九十年代的波蘭和捷克也是這樣,但是隨後很快他們就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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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能不能活得下去,大概是不取决於他們本人的,而是取决於他們所存在的那個社會自身的組織度的强弱。如果組織度很强的話,那麽他們就像是人體剪下的指甲和頭髮一樣,保持生命力的時間是很短的;如果反過來,本來社會就很散沙,那麽他們的相對組織能力仍然是最强的,因此仍然能以寡頭的姿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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