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在美国：战争、意识形态、资金与学科发展史 | 城与邦

『实际上，在谈论冷战问题时，我们已经提到了二战后学术资金来源变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影响，价值中立化（科学化）倾向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诸多角度观察战后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的塑造。Ball (1993)引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William Ogburn的言论指出，战后的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 是一种「国防需要」。Ogburn认为，冷战是一种「全面战争」。在原子弹爆炸后，热兵器战争的杀伤力变得难以想象，这使得冷战的参与双方各自惧怕这种毁灭性的杀伤力，从而将战场转入其他领域。社会科学学术无非是这种全面战争中的一个局部。因而，冷战时期的政治学研究，肩负了这样一个任务：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战争武器。

这里我们显然要解决这样一个冲突：如果政治学是一种学术上的战争武器，那它势必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上文我们刚刚谈到，政治学科学化正是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政治学家希望拥有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语言来进行研究。对此，Ogborn以自然科学的例子来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政治学家类似于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毒气的自然科学家。也就是说，虽然政治学研究的语言和方法论必须价值中立，其研究的对象和可能的成果却是深深地被冷战意识形态所塑造的，而政治学家本身并不拒斥这种塑造。』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兴盛期间，与之针锋相对的对话者中，韦伯主义者占了不小的份额。同为社会学巨擘的韦伯和马克思，在一些理论立场上呈现了一种模糊的对立：例如，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塑造，韦伯则强调文化（新教伦理）的根本性作用；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韦伯则将国家定义为能够合法独占暴力的区域统治单位。这种理论立场的对立给了韦伯主义在美国大陆不小的发展空间——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者，韦伯的理论成果无疑相当值得挖掘。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韦伯主义者对政治学的影响。

但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冷战期间是允许被研究的，因为冷战带来了了解和批评敌对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冷战结束后，这种研究也并非被官方禁止了，但却被学界自发地边缘化了——因为它丧失了作为敌对者的被研究价值。冷战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对政治学的塑造，由此也可见一斑。』

『诚然，政治学永远都是是一门与政治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迁毫无疑问会塑造它。了解这种塑造力，并不仅仅是为了预测未来的研究热点，或者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普通人，都应该意识到政治学研究所受到的语境束缚，无论是资金束缚、意识形态束缚还是政治立场束缚。对于政治学家而言，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要谨慎地对待这种语境所带来的潜在的前提假设，反思自己的立场问题；

对于普通人而言，在阅读和接收政治学家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研究者本身可能的语境局限——这当然不是说，读者应该以一种「屁股决定脑袋」的态度来看到学术研究成果，而是应该注意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民主还是威权，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对政治学研究成果有着一种毛细血管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推动了什么，拒绝了什么，排除了什么，值得我们三思。归根结底，我们所面对的政治学，如上文所言，是一种「作为政治本身的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