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來很難融入國際秩序當中，因為這個體系它容納了太多異質性的團體，它很難建立一個均質化的國民團體。由於均質化的國民團體難產，因此它也就沒有辦法通過國民團體的建構實現民主化。大俄羅斯主義的最大尷尬是什麼？你一旦實現民主化，你沒有搞出一個自由民主的大俄羅斯共和國，反倒首先搞出了一個愛沙尼亞獨立運動、格魯吉亞獨立運動，或者諸如此類的運動。帝國、邦國與民族國家的想象(上） – William Z. Liu | 劉仲敬 – Medium

而且更加尷尬情況就是，你發現愛沙尼亞如果獨立了，它建立的民主體制比你在莫斯科建立的民主體制要優質得多，因為他們更接近於歐洲文化。

中國一旦面臨民主化的問題，那你還沒有面臨民主化問題就可以看到了，在香港和台灣這些局部地區實行民主化的成績比你要好。但實行民主化的同時，也就自動的產生了國民共同體構建的理由。當地的居民在爭取民主的同時，也就自動的形成了一個秘密共同體的概念，要求建立香港和台灣的特殊的國民團體。而他們要重新發明的這個國民團體，跟梁啓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是無法重合的。

你如果真的要實現全國的民主，那麼同樣的情況也肯定會出現在新疆、西藏，甚至可能會出現在廣東、東北這樣的地方。

這些地方即使是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地方性認同，一旦實行民主化以後，只要是出現政治經濟演變的速度參差，那麼這個利益差異就迅速轉變為認同差異。例如你在駐馬店搞民主成績很差，但在台灣搞民主成績就很好。

那麼台灣和香港已經建立起來的這些自治政府就會自然而然的像波西米亞和愛沙尼亞的自治政府一樣，它覺得與其留在莫斯科或者是維也納的帝國內部，讓你們這些落後的地區拖後腿，它還不如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小邦，直接跟美國和日本建立聯盟，對它來說還更加有利一些。

如果將來實行民主的過程中間，上海或者寧波的自治政府會發現，他們這個單獨的自治政府會像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樣，通過自己的財政，能夠過上接近於歐洲水平的優質生活；而一旦跟駐馬店或者是跟四川聯合在一起，它就必須拿出大筆的金錢去支持這些內地的窮省，而且這個支持還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呢。

愛沙尼亞人如果留在蘇聯，可能他們直到今天都沒辦法加入歐盟，他們很可能會被新西伯利亞或者哈薩克拖低；而一旦脫離了蘇聯，他們就可以迅速進入歐洲，把自己拉升到接近於德國和芬蘭的水平上。這兩條路徑誰優誰劣，利益關係是非常明顯的。

對於像奧斯曼和波斯和中國這樣的地區，這個矛盾就會強大到難以克服的局面。一旦你實行民主，各個地區根據它自己發展程度的差距和必然會出現的自制能力相差很大的情況。自治能力強、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不可避免的要隨著時間的推移，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能足夠培養出自己的特殊認同，然後，你原有的帝國結構是維持還是不維持？

如果要強制維持，你肯定要損害這些先進地區的發展；如果不強制維持的話，那你就要面臨一個普京式的難堪局面：願意留在你這一邊的人，基本上就是原有帝國的落後地區，先進地區一個個都向外跑。你讓他們跑了，那你就沒辦法維持落後地區。

如果你要鎖定路徑、避免這種結局出現的話，那你就要面臨很尷尬的情況，就是說，你將不得不利用落後地區的力量來羈絆先進地區，把大家都統統拖到一個比較落後的水平上。這樣做你雖然能夠避免先進地區的脫離，但是由於你整體上講，是用落後地區的規範和文化來逆向規訓先進地區，不可避免的會把整體文化都拖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