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讓你孤單／報導者

否定他人的痛苦，與殺人無異。

「其實一般人聽到也會感同身受吧，只是自己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很想要把『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處理』的無力感淡化掉，但回應給受害人的時候，受害人就會經驗到被忽略的感覺。」

鄧曉平建議，最重要的是打從心裡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然後去傾聽和理解：「我相信這件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對你帶來很大的影響，或許你真的很難過，如果你真的很難過可以好好哭一哭，或可以跟我說。」

傷痛是不能被量化、秤重的，且形狀各異，「傷痛是屬於他的，他面對他的傷痛有他的方式，你不能把你自己對傷痛的看法強加於他。也許你能分享一個經驗給他，或分享你對這件事情的觀感和看法，但選擇權還是在他。他決定怎麼看待生命經驗中發生過這件事情，賦予什麼樣的意義，都是由當事人來選擇的。」

處理過不少性暴力案件的律師李晏榕受訪時也強調，每一個受害者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每個人在面對他自己時都是不一樣的方式，但我自己的感覺是，整套標準印象（刻板印象）還是在每一個環節影響著檢察官、法官、警察，和每一個專業人士在處理案子時的態度、判斷被害人的真偽。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受制於這東西，應該去多了解被害人一點。」

就像Teresa被強暴後也沒有立刻搬家一樣，她害怕被跟蹤，害怕下一個地方更陌生，也不知道到時候共同居住的人會不會更危險⋯⋯她有著許多外人不一定想得到，於她卻是真真實實的顧慮。李晏榕說，也有受害者猶豫好幾天才去採證、驗傷，或在案發之後看似神色自若、談笑風生，更有人繼續配合加害人的要求，這類事情容易在辯護時被大作文章，但那可能是受害者必須趕快逃離眼前情境的生存策略，真實情緒往往等到脫離危險後才會釋放。

但李晏榕懷疑，許多司法人員、法律菁英的養成其實就是乖乖牌，當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太過狹隘的時候，如何去理解各式各樣的腳本？

如果我們一直都只看過一種受傷的樣子，怎麼會知道其他故事也在流血？

黃雅稜時常在第一線陪同受害者接受訊問、開庭，她明白有些問題純粹是在釐清案情，但也有些問題的語氣透露出來的是尖銳的質問，像是「那你幹嘛跟他出去？」尤其遇到前男女朋友之間的性侵案時，法官、檢察官會一直要求受害者證明自己「不願意」，「被害人說『有啊，我說不要啊，我推他』，他們就會問說，他知道你說不要嗎？」

開庭時，黃雅稜更感受到有個「受害者應該是怎樣」的印象在作用著，司法人員不一定明白許多性侵受害者適應生活的方式就是把記憶打包、壓箱，表現得很冷靜，「他們會用『常理』去推斷應該要怎麼樣，譬如他們覺得『一般人』怎麼會之後還跟加害者出去，或跟朋友出去玩⋯⋯他們對被害人的既定形象就是一定要哭，一定要很可憐怎樣怎樣。」

對於受害者來說，採證、驗傷的過程本來就已經非常不舒服，如果這唯一的一次機會也讓他們感到難堪、被指責，勢必影響他們未來的復原。同樣的，司法流程對一般人來說已是紛擾和壓力，對需要被細心照料的性侵受害者而言更像噩夢一樣，如果過程中還要被評斷的話，光是用想像的，就知道那不見得是公道的償還。

有些人認為受害者應積極尋求體制內的救濟，一鼓作氣將兇手繩之以法，否則變相地讓兇手加害其他人。這個想法忽略了受害者所承擔的代價，讓一些受害者的自責情緒又多了一項「不夠勇敢」。

如果能夠有公道的話，每一個人都想要獲得公道，但公道有很多種樣子。不管性侵受害者想要爭取到的是哪一種，都需要先看見一個前提，那就是大環境可以給予他們足夠的信心，可以傳遞一條信息是：「別怕，這個世界承受得了你的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