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現實處境中，受害、倖存、能動位置相互交疊的多重主體樣態，在這被高舉的能動性論述中突然被迫選邊站。當受害者位置被污名化之後，彷彿處於權力結構弱勢的主體必須迅速進化成『倖存者』和更高級的『能動者』，才具有為自己發聲的正當性。但最近有女性主義研究者提醒我們，這樣的基進左派立場，弔詭地與透過自我管理、自我成長、自我超越的修辭，高舉個人責任和功績主義的右派新自由主義論述，宛如手與手套般彼此貼合。」

「也看見學派路線承襲、主體欲望與身份認同之間緊密的無意識連結，如何可能導致教條化的危險。弔詭的是，精神分析自己發明的概念，卻幫助了我們了解當身份認同（同一性）遭到撞擊時，生死存亡的焦慮如何啟動了否認、裂解、理想化、全能感幻想等連串防衛機制，以捍衛自身存在正當性，而攻擊敵意的覺知和投射，又如何餵養著不同陣營成員間彼此的被迫害妄想，陷入攻擊的循環。不止學派紛爭，政治鬥爭如是，國族仇恨如是，兄弟鬩牆亦如是。」

「而在現代技術社會中，勞動者從工廠流水線的技工到公司部門裡操辦特殊業務的技術人員，主理負責的是整體切割過後的某個特殊職能，以勞動的時間換取薪資，以薪資收入購買生活所需，從文化結構的大方向看，在日常生活中唯有在消費的時候才與整體社會的交流有所牽連。文化結構決定心理條件，現代心靈是從整體社會切割出來的個別主體，日常交流既失去社會條件的實質支撐，那麼孤立無感的個體就在所難免。」

「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1927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所吊詭指出的，在現代世界中我們如何聽任『常人/大家』（the they）的統治，然而這裡的『常人/大家』在哪裡？是『誰』在為這整個社會運作的成果好壞作『定奪決斷』（resolution），既是『每個人』（everyone），也是『沒有人』（no one）。」

「接續韋伯社會學的現代技術批判，從海德格的哲學分析中，現代世界的要害所在仍是現代技術理性問題，現代技術理性的基本精神在於無所限制的要求一切人事物釋放有用性的實質效益，而在實質效益追求上的成功，正是現代技術理性之所以能夠獲得一般人支持並且大盛其道的優勢所在。然而問題在於這種看待世界、對待人事的方式，作為一種現代文化的理性標準，使得人成為更有支配力量的主體之同時，也使得人成為被系統力量支配的俘虜。」

「試想，一邊是嚴密計算的體制理性，另一邊則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為旗幟展開對社會的革命運動，然而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為基礎的文化運動無法提供社會規範的固定渠道，因此社會功能上只能成為精神暫時出口，提供了技術體制社會一個宣洩情感的管道，於是『體制』與『體驗』立場上看似對反，但在社會功能上反而具有『相反相成』的結構功能，既非長久之計，亦非合宜的解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