鸚鵡杯
【書】《隋唐氣象》
內收P.5~8所錄唐才子輕薄傳
兼記狂醉的盛唐。記那些追尋自由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成功,是否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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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士人群體主要特徵就是一個「恃」
雖然不排除其中有小說家言或政治抹黑可能性
──但一排看過去真是太令人心動了(r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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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
──《舊唐書》
楊炯:「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
──《太平廣記》卷二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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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審言:「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
──《舊唐書》
陳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
──《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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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少豪蕩不羈。」「日以蒱酒為事。」「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
──《舊唐書》
崔顥:「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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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渙:「少有俠氣,所從遊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
──《唐才子傳》
王昌齡:「不護細行,屢見貶斥。」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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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
──《舊唐書》
李白:「少任俠,手刃數人。」
──魏顥〈李翰林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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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
──《舊唐書》
高適:「性落拓,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跡博徒,才名自遠。」
──殷璠《河嶽英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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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
──裴度〈寄李翱書〉
顧況:「性詼諧,不修檢操。」
──《唐才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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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載、楊炎、王縉:「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
──《舊唐書》
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等:「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涂者所薄。」
──《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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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
盛唐藝術與酒的聯繫
除〈飲中八仙歌〉等人外,吳道子「好酒使氣,每欲揮筆,必須酣飲」
──《歷代名畫記》卷九
吳郡顧生自謂:「醉我斗酒,乘其酣逸」「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
──《唐文粹》卷七七〈二疏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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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否必須在創作當時飲酌還在其次,關鍵在於盛唐的全部藝術,包括詩、書、畫,都具有一種「乘其酣逸」的氣勢。人是醉的,藝術也是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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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癲狂藝術(內容多參考韓玉濤《中國書學》)
晚唐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新唐書‧文藝傳‧李白》),如此鄭重其事,可見人們公認它們在精神上的一致。它們共同代表了那個已逝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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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0
唐代之所以有那麼多讚歎草書的詩歌(相反,讚歎楷書的幾乎沒有),也表明唐人在這種藝術中才體會到人生極醇極美的方面。在這種意義上,狂草才是盛唐士人階層狂放精神的真正代表。而狂草的藝術意味也表明,唐人的狂其實並不僅僅是自大的狂,嗜欲的狂,而是對自由的一種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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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
唐代還有一些有關藝術的佳話,其中最優美的都體現著類似於狂草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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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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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
李牟,秋夜吹笛於瓜洲,舟楫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有怨嘆悲泣之聲。
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知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為璧,璧之為五弦也。」
──《唐國史補》卷下
一切藝術都有一最高境界,即「天隨之」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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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
唐人創造了多種技藝、遊戲,在其中投注了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是為了享樂?攝生?消遣?是,似乎又不是。許多遊戲「溺人」之甚,無聊之甚,純是有閑階級無所事事的表現。然而,人們在這種無聊活動中畢竟有所創造。複雜多變而律格謹嚴的酒令,對文人詞的成熟便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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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不像草書那樣是純而又純的藝術,但任何技藝遊戲都可能發展為純粹的藝術。「不為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這些活動看似人生中的閑物、末節,玩物而喪志者亦大有人在。然而,人生的意義也在這些閑物中,在這些「稻梁謀」之外的精力和精神的耗費中。在謀生之外,生才是自由的。人們投入其中,享受到自由創造的樂趣,也就把娛樂變成了真正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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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王梵志詩
講交友之道的如(一九九首):
結交須擇善,非諳莫與心。若知管鮑志,還共不分金。
還有講不要打罵妻子(二○四首):
罵妻早是惡,打婦更無知。索強欺得客,可是丈夫兒?
宋以後人往往嘲笑這類作品「淺陋鄙俚」,以為不屑一顧。但如果了解到它的讀者對象並非是士人官僚,而是一般民眾,便會覺得這類嘲笑恐怕偏見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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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8
詩、文、書的規範的確立,似乎便是這些藝術已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最明顯標誌。在封建藝術日趨孱弱、缺少內在道德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情況下,杜詩、韓文、顏書的提倡表達了恢復這種力量的願望。但道德和藝術趣味的正統,往往也就意謂著意識的僵化和腐朽。在亦步亦趨的模仿下,顏書如「印盤算子」的拙笨感愈來愈重。宋代江西詩派學杜詩徒知「死蛇弄得活」,明代前後七子則徒為聲弘調闊、空架高腔之「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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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抗,宋人論書便「卑唐」而尊崇「晉韻」,論詩在杜甫之外又標出「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的韋應物、柳宗元,尤其是陶淵明。這表明,在這種藝術規範的地位剛剛確立之時,另外的審美趣味便開始向它們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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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與復古主義相對立的袁宏道宣稱:「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雪濤閣集序〉),「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與張幼子〉),而且公開反對這種規範的道德意義:「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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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8
以安史之亂和改行兩稅法為標誌,唐代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加強封建倫理秩序的任務日益迫切,士人對王權的依附程度日見加深;另一方面,士人對王權的依附愈深,他們也就愈喪失了盛唐以前士人曾享有的自由精神和人格理想,愈失去那種飛揚跋扈、睥睨萬物的氣概,從幻想墜落到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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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韓愈及時恢復了士「志於道」的精神傳統,但這同一批士人也愈來愈深刻地意識到自己作為普通人、作為王權制下的普通官員的平庸和不自由。一種無力感和失落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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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7
結語
「大唐是一座鐵獅子,容納一切,消融一切。」當年的阿拉伯商人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就唐朝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而言,是如此;就隋唐時代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這個時代消融了漢以來的經學、道教、詩歌、藝術,以及外來的佛教;同時又孕育了宋以後的理學、心學、科技、戲曲、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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