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史 蒙古衝擊

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十週年紀念．經典重現】 - 杉山正明 |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顛覆世界史的蒙古
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

杉山正明 すぎやままさあき / 譯者： 周俊宇 /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25/02/05
字數： 164,336

原文2002（原版《異論歐亞史——來自蒙古的視線》（逆說のユーラシア史ーモンゴルからのまなざし））
原文2006修訂爲本書。
完讀：11/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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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02-04 05歐亞中的日本史 06尋找看不見的歷史

05歐亞中的日本史
原來關於「蒙古襲來」有不同解讀的時期，本書講到關於此段研究的雙重禁忌。

在明治～昭和以後開始🈶「前所未有的國難」的說法：

「「蒙古來襲」被賦予特殊意義並形象化，正是那段期間。蒙古來襲對日本全國而言是無可爭論的「國難」，北條時宗也被視為「救國英雄」，在數百年後獲追封，聲譽極高。然而，另一方面人們卻回避去分析、探討事件的經過，如蒙古來襲的實際情況，鎌倉幕府的應對方式，北條時宗的真實面貌等，這與後來把所謂的「神風」神聖化有共通之處。

不過，情況到了戰後出現大幅轉變。上述內容被視為戰爭期間的異常事態，不僅蒙古來襲本身，甚至連戰爭整體或涉及軍事史的研究和論述，都被看作禁忌。至今，蒙古來襲實際上仍處於澈底的研究分析尚未展開，主觀成見和擅斷卻已先行的狀態。

簡單來說，在戰前和戰後被雙重禁忌所蒙蔽的情況下，有關蒙古來襲，如究竟發生了什麼、何時發生、結果如何等各項問題，就合於情理的史實確認而言，皆尚無定論。這實在是一個成見先行或想像過度的案例。」

「現在，世人對「神風」的印象已經較為淡薄了，但「空前國難」、「存亡危機」、「救國英雄北條時宗」等說法，作為一種形容修辭，還殘留在大多數人的耳中，並且似乎已經定型、扎根了。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說法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夠擊退蒙古來襲這個「巨大外壓」，是因為朝鮮半島、中國大陸、東南亞各地民族或國民對於「蒙古惡政」的抵抗、叛亂和合作之故。然而，一談到實證和史實的探討，則其實有許多禁不起推敲的地方。

有關於此，雖然有待其他機會詳述，但越戰時期反美運動的類推投射，似乎是這些說法的緣由之一。

對於鎌倉幕府的認識當中，究竟存在著多少「日本」、「日本國家」，甚至是「國難」的意識，本來就大有疑問；並且，亞洲各民族的「合作論」也實在是太過受到近代印象的影響了。」

「無論何者，都不能否定其中存在著印象先行的問題。不管是哪一種情況，若將我們這些現代人以「國家」概念作為當然前提的「一般認識」作基礎，來照看其實並非如此的過去，總是有些說不通及令人擔憂之處。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直以來有關蒙古來襲的討論和印象，都只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是前面列舉的論述裡無法忽視的共同點或特徵；或者，這些論述頂多只在稍稍揣度朝鮮半島或高麗國內的情況後便打住了。

這些論述對於「攻擊方」蒙古帝國的情況，幾乎未加考慮。總而言之，我們只留意到一種情緒，那就是蒙古是一個日本無法與之匹敵的巨大世界帝國，強大又野蠻，由於是被這個超大國家「攻擊」，因而非比尋常。這的確是一種選輯單純的印象論。如此一來，「攻擊方」蒙古的皇帝忽必烈，便理所當然地該是一位邪惡悖德的帝王了。這真是一齣善惡分明的粗糙時代劇。」

講到朝鮮我也覺得很有趣，中華史觀朝鮮感覺直接臣服：

「可懇而知，若我們不能細緻地兼顧「攻擊方」和「防守方」兩者，便無法確知事實。例如，一直以來無可質疑地被認為是善者、英雄的高麗國反蒙古勢力「三別抄」，其實也曾有過直接臣服於蒙古的動向，而並非人們一直以來所認知的那般單調無變化。當然，當時人們的營生和行動，絕不是後世單純或任意貼上標籤便能出現定論，每一位歷史人物的生涯都非同小可，他們為了存活都非常拚命。而且，日本史和亞洲史的區別，不過是歷史研究者任意創造出來的產物，所謂的歷史，事實上是沒有界限的。
要從事這樣的研究，其實必須蒐羅各種材料，包括多種語言的文獻史料，以及遺跡、遺物等。並且，日本史、東洋史等框架姑且不論，還須徵集海洋學、軍事史、氣象學等橫跨文理學科界限的深刻見解，以進行分析、探討，這正是一種綜合研究。」

——
台灣因為還沒有完成國族建構的階段，所以還沒有到以國族認同為基準重述歷史的程度，當然也就沒有到可以拆解其中矛盾或荒謬之處的討論。或者說現在才終於有機會拆解掉一部分的「中華民族」為基準的史觀荒謬之處而已，遠遠都還沒有能構建出「台灣」為主體一致認同的史觀。

我覺得日本的歷史學家可以進入到萬事皆可談的狀態其實還蠻好的

「一言以蔽之，「大元大蒙古國」這個國號，是在蒙古國家傳統及架構上，增添了中國王朝色彩及支配世界意志的新形態國號，找不到其他類似事例。也就是說，在世界上所有國名裡，它屬於一種雙重結構。
然而，一般中國史卻習慣將它稱作「元」或「元朝」，與其他中國王朝並列。這裡存在的邏輯是，「大元」和大唐、大宋、大金、大明、大清相同，「大」是一種美稱，而唐、宋、元、明、清才是王朝名稱。但這只對了一半，有一半是錯的。

宋代以前的中國歷代王朝，是在地名（出身地或封領之名）上增加美稱「大」，自金以後則是以「大〇」兩字為一辭，命名方式有所不同。

至於「元」則與上述不同，世人幾乎忽略了國號後半的「大蒙古國」仍然確切存在，而且那原本是國號的骨幹。這麼說吧，其實絕大多數的中國史學家恐怕都不清楚「大元大蒙古國」才是正式國號的這個事實。我們不得不說，只注意到漢文史料的治史方法，未能留意到蒙古語等語文的文獻紀錄，實在令人非常遺憾。」
——

我也不知道「大元大蒙古國」是正式國號耶

而且原來「大金」是一個詞？「大明」、「大清」才是完整的嗎？

「並且，不只是國號，就實際層次而言，這個政權在忽必烈以後，也持續作為統合歐亞之跨域型超大世界帝國的宗主國，而就結果而言，對中國地區又帶有中國王朝的面向。也就是說，該政權不只在理念上是雙重結構，在現實當中也是。中國史的這種稱法，於名於實皆難稱適當。

「元」完全是一種基於中國王朝史觀的權宜稱謂，屬於一種設限的用法。有關此點，若不充分留意，那麼事態的嚴重性將不僅止於國號稱呼。世人往往將這個國家或政權的實際狀態想像成與中國王朝一樣，這導致在史料解釋和史實把握上，容易在無意間產生許多誤解，這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現象。」

「蒙古自成吉思汗統一高原的功業起，整體而言就是一支不戰的軍隊。即便是擺開陣仗互相對峙，但要下這就意味著發生過戰鬥的定論，則未免言之過早。在領導者間交戰後，潰散的一方併入另一方，似乎是游牧民社會的常態。並且，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可藉此回避了人命的折損。
就算對外征伐，蒙古也始終維持著不輕易發動戰爭的原則。無論是在哪一地區，蒙古皆重視情報戰和組織戰，盡可能地在戰爭前就把敵方導向自滅或投降，而且，大致上也有所實現。
我們看看實際交戰的事例，大多是因為發生差池或是準備不足、訊息不足，而不得不展開實際戰爭。而且，若是真正開戰，我們也能留意到蒙古軍其實總是嘗到敗績的。或者說，縱使不淪為敗戰，也會以先遺部隊或前衛隊先作觀望，若判斷敵方較強，便迅速撒退。

要說蒙古之所以有了令人驚異的擴張，是因為他們太過強大，當然比較好懂，但是，「擴張等於戰爭」的這個前提，卻是叫人質疑。

還有一點。在同一時代敘述蒙古帝國內情較詳細的波斯文史籍裡，指涉攻下或使敵方的集團、部族、人民、國家、城市、鄉鎮降伏時的用語，是「成為伊兒（il）」。

「伊兒」本為突厥語，但亦可作蒙古語用，這個辭彙原指「人類集團」，甚至由「同一集團、同族、同類」的意思，而延伸至有「夥伴」之意。

所謂「成為伊兒」，就是「成為夥伴」之意。因此不得不說，過去將之譯作「使之降伏」或是「令其服從」，是明顯受了近代概念影響的誤譯。

而且，「伊兒」一詞和純蒙古語的「兀魯思」完全是同義詞。人類的集團，也就是「國」，這是極具游牧民特色的思維，也是蒙古擴張的關鍵。」
——
是說先派人看看狀況，太強就不打了跑掉，感覺很有說服力

蒙古襲來 「元寇」

元日戰爭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維基：「元日戰爭是當時統治中國的元朝與屬國高麗在1274年和1281年兩次派軍侵略日本而引發的戰爭；這兩次侵略在日本被稱為「元寇」或「蒙古襲來」，或依當時的日本年號稱抵禦元軍第一次進攻的戰事為「文永之役」，第二次為「弘安之役」。」

1274文永之役（蒙古襲來-1）

「蒙古的海上戰力是在對高麗國征伐的戰事中形成的。—二七三年，在制伏逃至耽羅（現在的濟州島）的「三別抄」（高麗國的獨立軍團）之際，有三百艘搭載了一萬二千名蒙古、高麗聯軍的船隻渡海，這可說是最早的蒙古海軍。

以這時候的艦隊為母體，蒙古在翌年也組織了遠征日本的軍隊。水手不算在內的話，那是一支擁有二萬七千名兵員的蒙古高麗聯軍，船艦達九百艘。不過，雖說是蒙古部隊，其實也是由契丹、女真、黨項、漢族等不同民族所組成的新蒙古軍。
就蒙古而言，正式的海外派兵以文永之役為最早的計畫。
在博多一帶的陸地戰之後，蒙古又回到博多灣內的船隊，最終未再上陸地而逕行撤兵了。這是因為他們在陸地戰中遭受了太大的折損而見識到日本的實力，同時也擔心若勉強在此堅持，那麼好不容易建立起來且珍貴的海軍也恐將面臨瓦解。

若一併眺望大陸的形勢，與其說蒙古對日本的首次派兵，目的在於日本本身，不如說那只是該年一同展開的南宋征服戰的其中一環。從日本與南宋一直以來的通好關係來看，若能截斷南宋退路並威嚇日本，也就足夠了。蒙古在此時恐怕沒有征服日本的意圖。
文永之役時的蒙古遠征軍，正如對歐亞大陸擴大作戰時一般，對於首次接觸的土地和人們，以先遣部隊觀察日本方面的反應，這可說是一種試探底細的做法。」

1281弘安之役（蒙古襲來-2）

「然而，到了弘安之役，情況和局勢便全然改變了。七年之間，接收了南宋的忽必烈大元汗國，一鼓作氣，地向通往海上帝國的道路邁進。然而，在同一時期其實也發生了如何安頓這數十萬南宋職業軍人的問題。
對於正自陸海兩方將歐亞整體化為一個巨大通商圈的忽必烈及大元汗國而言，現在要再向日本派兵，從軍事和經濟上，甚至從帝國的榮耀上來講，皆有其意義。於是，除了來自朝鮮半島，與首度出征幾乎同一規模、陣容的東路軍外，又加上十萬士兵、三千艘兵船和相當人數的水手，在中國南方組成了人類史上屈指可數的超大型艦隊，而且這次還要渡過東海的波濤侵襲日本。

但是，史上稱作江南軍的這支大型部隊中，特別從復員不易的舊南宋兵中徵召了志願者，不攜武器而是帶著農具。因此，也能看作是前往日本列島的移民或屯田。後來由於「颱風」而沉入海底的恐怕都是這些人員，實在叫人憐惜。」

「至於第三次，忽必烈最是熱衷。但是，帝國內部在此時卻發生了蒙古王族的大叛亂，使得派兵日本之事被迫延期。—二九四年隨著忽必烈的去世，蒙古擴張這個大時代，事實上也隨之落幕。」

所以這次看起來沒打

下一節他一樣跑馬的講起了他莫名其妙當上NHK大河劇的考證：

「在此之前，二〇〇一年三月底的某日，NHK電視劇節目部人員突然造訪我在京都的研究室。他們說服我的方法，和傳聞的學生運動的「集體組織工作」很類似，叫人感覺奇怪。順帶一提，相當於所謂大學紛爭世代以後的我們，就實際體驗而言，和「組織工作」的關係很淺，不知該說是幸還是不幸？

話說回來，該說是吉村芳之這位節目主任擁有如紛爭世代般的高明手腕，或說老派作風所致，總之我被他滿溢熱情的辯才及翩翩風度給打動了。在反覆問答後，才留意到自己已經接下電視劇時代考證這個萬萬想不到的奇特任務。災難何時會降臨到自己身上，還真是無從預知。

不過，日本中世史研究者奧富敬之老師，作為一位少有的北條時宗專家，幾乎把自己完全獻給這部電視劇的時代考證了。相比之下，我只要在電視劇情節進展時，對於時而出現在畫面中的蒙古相關事物，在能力範圍內多少回答工作人員的詢問即可，真的是輕鬆多了。

說到底，雖說是時代考證，但也只是掛著羊頭賣狗肉，我說不定最多只是一個附帶性的角色罷了。」

然後他就講了一大堆大河劇到底有沒有需要符合事實的個人感想🤣

「其實，即使是去年的這部大河劇《北條時宗》，也是以作家高橋克彥先生的原作《時宗》為藍本，再由編劇家井上由美子女士苦心改寫成劇本，接著又據此改編為電視劇。可以說經過了原作、劇本、影像三個階段，即使各階段皆充分地考證，參閱了史料及現有歷史研究，但其中又有作家、劇作家、劇組人員的特色與法、解釋與原創、創意與巧思等（順帶一提，稻葉壽一先生所率領的藝術考證令人非常激賞，讓我學習到有關如何再現鎌倉街景等新知）。」

國書

「最早的國書是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八月送出的，日本的東大寺也留有複本。關於這封關鍵的國書，一直以來其實有許多討論，但日本史和東洋史的研究者很明顯地是各自進行了完全相反的解釋和評價。
看起來幾乎所有日本史家，都想將其內容看作是一種「要脅」、「威嚇」、「脅迫」。相對地，東洋史家除了特立獨行者以外，態度則非常謹慎，甚至是過於謙虛。
很抱歉，我必須說，這是日本史家的問題了。例如這封國書開頭的文句「上天眷命」，是當時蒙古行政文書常見的制式用句。蒙古語本有一定型字句為「長生天氣力裡」，「上天眷命」不過是其漢語文言的翻譯罷了。

若要藉此論斷這代表當時蒙古對日本抱有怎樣的意圖，難免令人感覺不明所以。緣自於上天信仰的這個修辭，也明確受到匈奴及突厥接納，在亞洲內陸不過是一種傳統又單純的觀念罷了。打個比方，若有外國的歷史學家把天照大神搬出來，批評日本的托大真是豈有此理，大家又會怎麼想呢？

此外，也有日本史家把大蒙古國皇帝的「大」視為一個問題，說是過於驕狂。這種批評也很奇怪。所謂「大蒙古國」是蒙古語國號的漢語翻譯，是在一二〇六年統合了現今蒙古高原上眾多游牧民的成吉思汗，為自己的新國家而取的名稱。自彼時起便一直以該國號自稱。一二六六年當然也是如此。

接下來的「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若是考慮到隋、唐、宋、明、清的案例，反而還稍嫌這個寫法客氣了些。

再加上，末尾的「不宣」（或為「不宣白」）是「不盡述」之意，在對等關係的私信中是常用的字句。此外，第一行的「上天」、第二行的「大蒙古國」、第五行的「祖宗」只抬頭了一個字，也是很一般性的用法。如「日本國王」、「王」、「王國」等，在意指接受一方時，便很清楚地以換行表示敬意。就通篇文字內容來看，也很四平八穩。單從文章本身來解釋，只能說這是在表達通好之意。

只有一點，對於國書的末尾處「至用兵夫孰所好」字句，仍有「這應屬脅迫」的意見。無論如何皆想採「威嚇說」的日本史家們的最後根據，便聚焦在這裡。但若習於漢文的人，恐怕不會那麼重視，因為那充其量只是在表明「不願戰爭」而已。我也同大多數東洋史家一樣，在這封國書裡感受不到強大的壓力。

話說回來，在一二六六年這個時間點上，離忽必烈考慮要壓制日本，令之屈服的客觀情勢還很遠。其時正好是兄長第四代大可汗蒙哥猝死，忽必烈與胞弟阿里不哥自一二六〇年起展開了長達五年的帝位繼承戰爭，忽必烈獲勝後正要穩定自己帝位的時候。他不過就是在這萬事起頭的時間點上，嘗試向日本送出親筆信而已。
從忽必烈的角度來看，中國南方的南宋國依舊屹立，至於朝鮮半島的情勢，蒙古雖然支援著高麗王室，但事實上是由武人政權來掌控的。作為向南宋展開作戰的開端，正準備向南宋漢水中游的軍事要塞襄陽出兵，那是兩年後即一二六八年的事。就結果而言，蒙古出乎意料地未遭南宋強大抵抗，便在一二七六年於兵不血刃的情況下，開啟首都杭州城門而使南宋滅亡。然而，這段過程是後世人們「事後諸葛」才得以參透的。」

後面講了一下忽必烈送給南宋的《和宋書》作比較，表示那才叫威脅。

他說五年後的就有威脅了，因為中間日本一直已讀不回+蒙古打完南宋所以現在很閒了。

但這第一封其實蒙古當時挺忙的，沒有真的打算打，只是例行公事問一下你有沒有要和我們好。XD

蒙古國牒狀 -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基本上他在抱怨你竟然沒有派遣蒙古使來拜碼頭，明明遣唐使遣隋使都來了啊。

好啦他這裡做的翻案文章我沒有特別感想。

他在討論北條時宗主持的鎌倉幕府會不會考慮外交或國家利益，還是只是站在武士集團的軍人/警察角色來考慮，而外交的部分還是京都朝廷來考慮。

「固然，京都朝廷的「外交」只能重視平安時代以來的前例，以及朝議後的搪塞對策。但以今日眼光來看，與蒙古的通好、交融也是十足可行的。那或許會是一個不同的歷史進程。
然而，時宗卻決定加以拒絕。他做了一個極為忠實的戰鬥者本分的選擇一一軍事權力若是放棄戰士本分，便將自亂陣腳。
被動員到北九州的武士們，是為了自己而戰。要向他們要求「日本國」意識，是太過苛刻了。這個說法雖然有些不帶感情，但京都朝廷依情勢或許是可能和蒙古一體化的。朝鮮半島就是如此。要言之，鎌倉日本要談「國家」、「國益」、「國防」或「外交」，都是太過困難了。」

——
看起來在明治～昭和時期，北條時宗可能是被塑造成一個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吧

第三節是他對足利學校的演講，講了一下孔廟和廟學，澄清一下大元大蒙古國的「元寇」惡名。

本書的編排真的很任性耶。

06尋找看不見的歷史

他第六章一開始講他跑去找石碑，然後很多都在文革被破壞了，或是被當地人資源回收去做成別的東西。保存完整的都在荒郊野外。

「若有需要，我願意奉獻人手與史料。我手邊「新發現」的重要石碑將近有二百座。我們這些外國的研究者願意在中國學者專家發表、研究後再行利用。碑刻是一種文化資產，其處理率先由本國人士來進行，是很合理的。再者，若某些石碑刻的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等非漢語文字，在下說不定也有一些可以效勞之處。若能承蒙要求，我個人將不惜棉薄之力。

（有關本段文字，擬針對二〇〇二年的情況變化進行一些補充。近年，中國各地開始陸續出版了一些收錄碑刻的文獻和研究書籍，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也看到了我多少有些接觸的金元時代石碑。真叫人高興。等待中國學者們調查、研究的這個判斷並沒有錯。這十來年間，我常從中國相關領域的專家處聽到很多諸如「你為何不就你『發現』的碑刻發表研究成果？」的聲音。不過，我只要接著做就夠了。我希望中日雙方的學者能在同一條件下競爭，而且互相合作。今後的發展令人期待。）」

——
2006補充的，時至今日又是不同的狀態了

第六章感覺起來是雜文集XD

男人的「濫買」與「浪漫」

「我雖在「文學院」這樣的地方服務，但打從出生以來恐怕便與（狹義的）文學或哲學關係淺薄。明明如此，我卻即便是看不懂的書，也想著書只是買來擺著也好，便不管文科理科而使勁地買，自己這種胡亂買書的癖好真是無可救藥。歐亞史更因為是要追夢用的，研究室早被奇特的書籍和史料塞得快要動彈不得。我仗著自己的研究室是位於一座大正初期的紀念建築物裡比較挑高，便疊了兩層、三層直到天花板。要是地震一旦發生，可是牽涉到死活。就算這樣，或許該說是由於專門研究領域之故，總之因為那是營生工具所以莫奈何，搞得自己家裡也塞了成堆的，與專門領域相關的雜亂書本，的確是日日逼迫著家計和生活空間。偶爾會有國內外的友人或知己到我狹窄的客房裡過夜，如果那裡的書塌下來了，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以東洋史等為專門研究領域的人們，生來大概都是無可救藥的購書狂患者。他們總是自豪有多少書架，其中放有多少珍藏書籍。在酒席上吹噓自己欠了書店多少錢等，真的是異常人類的世界。有這樣的前輩或同事實在方便，只要想到那本書某某人大概會有，便可去電商借。只要忍住性子不要自吹自擂，大概都借得到。由於借來的書總是保存得非常良好，因此我總在心裡擅自把對方想成是「收集者」而自己是「閱讀者」，借用對書來講反而是一種功德。

然而，我們這樣的世代也已經步向尾聲了。過去，據說有一位同事曾經因為買書太過放縱終於遭到太太抗議，而脫口說出：「濫買是男人的浪漫。」（39）其實，這句不可輕信的「名言警句」，除了大家把它當作鬼扯、吹噓或酒席談笑外，在聽者一方也抱持著這麼說一次看看的共通願望。不過，這樣的「名言警句」在現代社會早就講不通了。」

39 譯注：原書在此處原是作「本買 」（購書）與「本懐」（夙願）両個日語發音皆為「ホンカイ」的雙文字遊戯，中文版在比作貼近中文習慣，又不悖離原文意的音近意譯。

年少時期的閱讀

「回顧過去，正如我也談到的，自己不是一個很會推薦古籍經典的人。只是，有關古典的重要性以及閱讀古典的重要性等等，我自認還是懂的。若該古典是與歷史有關的，那麼我或許可以談點什麼。以下，要不恥地來追溯一下自己的閱讀記憶。

那是很偶然的。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進入高中的我，應該是在暑假剛剛結束時，來到一間在鄉下來說算是大型的書店，書店角落有一擺放文學或歷史書籍的專櫃，我也不是為了買什麼或讀什麼而去，只是一直望著。然後，很偶然地那裡擺著一本筑摩書房世界古典文學全集的新刊《希羅多德》，是松平千秋的翻譯作品。總之，我被那本書吸引了。價格是一千日圓。剛好口袋裡有這筆小錢。

一直以來，我都是從家裡的書架隨便取書，漫無目的地一本一本讀下去。就不是學者什麼的家庭背景來講，我們家的確有許多奇特的書。不過，卻完全沒有給小孩看的書。所以，就結果來講我應該是翻了許多包括特難讀的書籍在內，和年齡不相稱的書吧？其中有《唐詩選》或《十八史略》等中國作品，也有西洋文學、西洋哲學、歷史或經濟等。現在想，也有我這間研究室前主人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等等，但老實說對於內容的印象已經模糊了。

說到這些奇奇怪怪的閱讀究竟有什麼幫助，我真的不是很懂。大概就是很怪異地記了不少和年齡不相稱的片段知識和漢字。對於那時的記憶，比較清楚的是熱衷於棒球而數度骨折，因太過著迷於建築設計圖製作而刻意忘記習題，因而吃了老師的大排頭等，這樣愉快的每一天。簡單來說，一直以來都是一種「這裡有書就姑且拿來讀讀」這種程度的「被動」閱讀。

松平千秋譯的《希羅多徳》（ ）是我自願購買，事實上幾乎是第一本自己出錢購買的書籍，這給了我相當大的影響。自那天的閱讀起，我便為之入迷而讀得津津有味。

上下兩段的編排，就閱讀來講分量很是充實，花了三天一口氣把它讀完。當然，這段期間沒有到高中去上學。不止這樣，讀完之後我還發燒，結果前後請了一星期的假。我記得母親為了我而相當擔心。

在那一年內，我自掏腰包買了東洋文庫的第一卷《樓蘭》等書籍。那大概也是成為高中生，開始領到一些可以買書的零用錢的關係。再上去的高價書便央求母親買。對我來說，自己亦有相當意識的閱讀經驗，換句話說是身而為人開始懂事的閱讀經驗，便是從這本《希羅多德》開始的。松平干秋便成為我非常崇拜的人。其後，一直到近年東洋文庫中松平千秋譯的《伊利亞德》（イリアス）、《奧迪塞》（オデュッセイア）一旦出版，我就馬上買來看。順帶一提，《希羅多德》日後也獲得編入「岩波文庫」，改版為《歷史》上中下三集。

進入京大文學院，我才知道松平干秋是這裡的教授。我想著要用原文來讀讀《希羅多德》，碰了一點希臘文。不過，我的興趣漸漸轉變，最後選了現在的道路。

歲月如梭，後來我於前些年由日本經濟新聞社出版了《游牧民的世界史》一書（一九九七年）。其中也引用了松平千秋所譯的《希羅多德》。過了一些時日，我竟然獲得松平干秋老師的邀約，這真叫人吃驚。在京都「葵祭」的那一天，我請其高徒中務哲郎作陪，一同拜訪了老師位於比叡山山腰的宅邸。

那天，我終於親眼面見一直以來崇拜的老師，而老師的風範正如我所想像的那樣。老師和夫人招待的日本清酒，是最美好的滋味。

回頭來看，從高中到大學的時期，應該是最適合閱讀的年紀。其實，廣泛的閱讀也是不錯的。因為，這個時期才有迷上了便可專注一陣的時間與充裕。若是不喜歡，那麼再讀別本便可。可以很快地轉變心向，這也是年輕時期的特權。」

——
小時候就讀希羅多德啊！

他最後叫大家多讀點書，稱讚日本翻譯很多書，是很讚的。如果可以讀原文當然很好，不行的話只讀日文也有很多可以讀的。

然後我終於發現本書編輯很任性的原因了，因為他就是很多書不同章節湊起來的。

好啦！我終於看完了！再會了，跑馬的杉山！

雖然是一本讀起來很有樂趣的書，但其實就是一本不是講蒙古史本身的書啊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