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 石破茂談話​
——紀念戰爭結束80週年
自上次大戰結束以來，已經過去了八十年。
在這八十年間，我國始終以和平國家的身份前行，竭盡全力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今日我國的和乎與繁榮，正是建立在包括陣亡者在內的無數人們寶貴生命與艱難歷史之上的。
今年三月，我訪問了硫磺島；四月，前往菲律賓卡里拉亞的日菲戰爭陣亡者紀念碑；六月，出席了沖繩的全戰歿者追悼儀式並參觀了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八月，參加了廣島、長崎的原爆死難者追悼儀式以及終戰紀念日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透過這些活動，我再次深深立誓，要將上次大戰的反省與教訓銘刻於心。
戰後50年、60年、70年的節點時，歷任內閣總理大臣都發表了談話。對於歷史認知問題，我繼承了以往歷代內閣的立場。

沖繩的風景感覺很棒呢，機器狼好想去玩喔汪 (´▽`ʃ♡ƪ)

不過，在過去三次談話中，並未充分觸及「為何那場戰爭無法避免」這一根本問題。即便在戰後70年談話中，也僅提到「日本試圖以武力手段解決外交和經濟的僵局，而國內的政治體制未能起到制止作用」，但未作更深入的探討。
為什麼當時的政治體制未能起到制止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已進入「總力戰」時代。根據當時由內閣設立的「總力戰研究所」以及陸軍省設立的「秋丸機關」等機構的預測，戰敗幾乎是必然的。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戰爭的困難。
然而，即便政府和軍部高層明知這一點，仍未能作出「避免戰爭」的決斷，最終陷入魯莽戰爭，造成國內外無數無辜生命的犧牲。即便當時的前首相米內光政曾警告：「為了避免漸貧而反倒陷入急貧」，但最終仍未能重新調整國家方針。
在戰爭結束80週年之際，我希望能與全國民眾一道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一、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問題
首先，必須指出當時制度上的問題。戰前的日本，缺乏將政治與軍事適當結合的機制。
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指揮軍隊的「統帥權」被視為獨立權力，制度上並不存在「文人統制」（即政治應優於軍權）的原則。
內閣總理大臣的權力也十分有限。憲法規定各國務大臣彼此平等，雖然首相為首，但並無實際統帥內閣的法定指揮權。
在日俄戰爭時期，這種缺陷尚可透過「元老制度」彌補。元老們兼具武士與政治家的身份，對軍事有深刻理解，能夠統籌外交、軍事、財政。正如政治學家丸山真男所言，「元老等超憲法存在的調節」，在國家意志統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隨著元老的相繼去世，這一非正式機制也隨之衰退。進入大正民主時期，政黨嘗試整合政治與軍事。
20世紀20年代，日本作為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推行「幣原外交」，抑制帝國主義擴張。當時輿論對軍方批判嚴厲，政黨主張裁軍，軍人地位低落，這種不滿成為昭和時期軍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雖然憲法上沒有文人統制，但在實際運作中，元老與政黨透過政治協調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缺陷。
二、政府的問題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統帥權獨立」逐漸被軍方擴張解釋，成為排除政府與議會對軍事政策、預算干預的工具。
政黨內閣時期，為了爭奪政權，政黨間互揭醜聞，失去了國民信任。

1930年，反對黨立憲政友會聯合部分海軍，將《倫敦海軍裁軍條約》批准問題上升為「侵犯統帥權」事件，猛烈攻擊政府。雖最終勉強批准，但政府威信受損。
1935年，「天皇機關說」爭議爆發。學者美濃部達吉主張「天皇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被政友會利用攻擊政府。軍方也介入，使其政治化。岡田啟介內閣雖試圖置身事外，但最終屈服於軍方壓力，發表「國體明徵聲明」，否定天皇機關說，並查禁美濃部著作。
至此，政府逐漸喪失了對軍方的控制。
三、議會的問題
議會本應對軍方進行監督，但這一功能也逐步喪失。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40年議員齋藤隆夫的「反軍演說」。他在眾議院痛批戰爭泥潭，質問政府的戰爭目的。陸軍憤怒反彈，要求其辭職，結果以296票贊成、7票反對被除名。

即使在預算審議方面，議會也幾乎沒有發揮監督作用。自1937年起設立的「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預算內情完全保密，審議走過場，毫無實質性討論。
同時，大正末至昭和初期，15年間包括3名現任首相在內的多位政治家被國粹主義者或青年軍官暗殺，尤其是五一五、二二六事件後，文人對軍政策幾乎無法自由討論。
四、媒體的問題
同樣不能忽視媒體的責任。
20年代的日本媒體曾批判對外擴張，石橋湛山甚至主張放棄殖民地。
但自「滿洲事變」後，媒體開始積極支持戰爭，因為「戰爭新聞能賣」。各報紙發行量激增。

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後，歐美國家保護主義加劇，日本出口受創，民族主義高漲。法西斯與納粹崛起，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被認為過時，全體主義思潮蔓延。
在此背景下，關東軍發動滿洲事變，僅一年半便佔領比日本本土大數倍的領土。媒體大肆宣傳，激起民眾民族熱情。
雖有吉野作造、清澤洌等少數知識分子批評軍部與外交決策，但自1937年起，言論管制加嚴，反對聲音被封殺，媒體全面轉向支持戰爭。
五、資訊收集與分析的問題
當時日本政府是否正確認識國際形勢，也值得反思。
例如，1939年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令平沼騏一郎內閣震驚，宣布「歐洲局勢複雜怪奇」，並總辭職。
這反映出日本政府在情報收集、分析與共享方面存在嚴重不足。

六、對當今的教訓
戰後，日本在憲法制度上確立了文人統制。憲法規定首相及各國務大臣必須為文人；自衛隊受首相指揮；內閣集體對國會負責，並透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強化外交與安全協調。
然而，制度只是形式，若運用不當，則無意義。
政治家必須具備正確理解與運用自衛隊的能力和見識，不應屈從民粹主義，也不應盲從輿論。
自衛隊也應基於專業立場，積極向政治層說明國際與軍事情勢。
政治必須超越部門對立，避免因內部分裂而迷失國家利益。陸軍與海軍當年的分裂、內部缺乏協作，導致國家意志無法統一，這應成為警示。

政治家應立足全體國民福祉，從長遠角度作出理性判斷。若責任模糊、局勢僵化，就容易受「勇敢」「果斷」等情緒化口號所誤導，重複悲劇。
政府決策若有誤，應由議會與媒體承擔制衡職責。
國會應依法行使監督權，不可為迎合民意或黨派私利而損害國益。
媒體則應保持理性、獨立與責任感，不可被商業利益或狹隘民族主義左右。
暴力破壞政治、威脅言論自由的行為（包括安倍前首相遇襲事件）絕不容許。
一切的根基在於從歷史中學習。
唯有具備直面過去的勇氣與誠實，具備傾聽他人主張的寬容，才能實現健全而堅韌的民主主義。

正如邱吉爾所言，民主主義並非完美，它需要成本與時間，也會犯錯。
正因此，我們必須在歷史面前保持謙遜，將教訓深刻銘記。
在當今複雜的國際安全環境下，擁有自衛與威懾力量固然重要，但若失去民主制衡，強大的軍事組織也可能瞬間摧毀民主。
文人統制與正確的政軍關係的重要性，永遠不可低估。
議員齋藤隆夫當年在反軍演說中指出，歷史是戰爭的歷史，勝者為強而非為正義，若在「聖戰」之名下迷失理性，將危及國家百年大計。
次年，陸軍甚至主張「空襲時市民避難是戰意崩潰」，這種輕視生命與人權的精神主義，令人戰慄。

若不能正視歷史，就無法開創光明未來。
如今，親歷戰爭的人越來越少，記憶逐漸風化。正因為如此，更應讓包括年輕人在內的每一位國民主動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意義，將其轉化為未來的力量，鞏固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基石。
我將與國民各位一道，銘記上次大戰的種種教訓，竭盡所能，確保那樣的慘劇絕不再重演。
令和七年十月十日
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石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