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2023，《中國是怎麼形成的》。一卷文化。



作者在本書後記提到，1990年代他曾要求學生疊合《中國歷史圖輯》以回答「什麼是中國？」。30年後老師親自解題，最大啟發就是在空間上劃分出中國「本部」與「勢力範圍」的界線，而在時序上以三段論說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讓人有溫故知新的感受。





讀嘛讀嘛

萬年中國三段論：一個理解「國家－社會」關係的架構

作者總結多年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歷史分期：
• 原始社會（史前時代）：各地發展出定居農耕，「北起遼河燕山，南至長江中下游」各綻異彩，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

• 城邦時代（約五帝、三代）：城邦由「國」與「野」構成，「國」是有城牆的大型聚落，「野」是城外的農莊。當時國家與社會的權力差距不大，城邦內的國君僅為諸氏族之首，國人（=住在城內的人）身為軍隊成員對公共事務有影響力。在三河地區（漢代河東、河南、河內三郡）出現城邦之間的共主。

• 編戶齊民（約戰國以後）：春秋戰國戰爭頻繁，城邦開始徵募野人從軍，國人的政治地位因此下降。最後秦獨霸天下，形成版圖國家（版指戶籍，圖是地圖），皇帝得以「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柳宗元，〈封建論〉）。

「華夏」：周代城邦的自我認同

所謂封建制度是周朝為了殖民東方的政治安排。周人派出自己的血親跟姻親在東土戰略要地駐守，包括魯、衛（血親）、齊（姻親），組成一個政治盟邦，以「成周（洛陽）作為東進大本營，衛（淇縣）是東進補給站，齊（臨淄）魯（曲阜）則成為鉗剪的雙刃。這把大剪刀籠罩東土主要地區」。

周的政治盟邦「華夏」集團以是否遵循周禮作為我群界線，以區別於「夷狄」之邦。有趣的是，華夏與夷狄在空間上是相互交錯的。戰國時代周室衰微後，「中國」這個詞取代「華夏」，仍指黃河流域明乎禮義之邦。

中國本部的範圍由秦奠定

戰國時代，「中國」也指涉一種相對於「四海」、「四裔」的地理範圍。自秦以降，這個作者稱為「中國本部」的範圍只有再往長江以南、福建、嶺南以及西南地區擴張。於此範圍之外，主要透過梟雄型人物或政治代理人施加影響。

「中國本部」也是皇帝能直接控制地區。從周代的封建制到秦代的郡縣制，差異在於秦朝不再需要分封諸侯。原始周朝「五服制」的政治秩序構想，是以周天子為核心，層層向外擴展，越接近周王的地區責任義務就越多，其中前三服即華夏集團的範圍。而秦以後，前三服全部成為受皇帝直接控制的王畿，而後二服的蠻夷戎狄則採羈縻政策。

中國本部擴張受三級階梯限制

「直接控制」需同時滿足軍事征服、設官治民以及文化改造三條件，條件的滿足受地理環境影響。中國本部的勢力範圍主要是在扣除東北的第三階梯（季風氣候），以及第二階梯的中部（三河地區）。

班固以下分析也足資佐證，他認為夷狄的民族性、文化以及產業條件皆與華夏不同，但其中的關鍵是季風氣候的第一階梯較能生產維繫早期國家所需的穀物。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木，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人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

「中國本部」核心所在：黃河流域中游的三河地區

黃河流域的黃土顆粒度細容易翻攪，主要農作物為粟、稷、黍。北方黃土的特性，較適合前鐵器時代生產工具。考古證據也指出這個地區的青銅兵器比較先進。而到了秦漢時期，時人仍分析關中地區「甚美膏腴之地」、「進可攻，退可守」（第二階的地勢較高，易守難攻），如長安跟洛陽即憑藉前述經濟跟軍事上的優勢成為帝都首選。

宗教的因素也發揮影響。按照史料記載，周武王臨終前囑託周公，新建的都城並不能遠離「天室」。此處的「天室」指的是陽城，周公最後在陽城附近建立成周（即洛陽）。陽城據說是「地中」或「地臍」，具有神秘力量，例如：皇甫謐《高士傳》記載許由洗耳於穎水濱；《孟子‧萬章篇》也說「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編戶齊民時代，資源匯集於帝都

在編戶齊民時代，齊民的負擔主要是「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盡心下》）：
• 布縷：家庭手工業的布帛，即唐代稅法的「調」。
• 粟米：農作生產的五穀，即唐代稅法的「租」。
• 力役：輪值的徭役與兵役，即唐代稅法的「庸」。

王都所在，官僚與兵士眾多，隨著關中地區的人口增加，而需要從其他地方漕運糧食，例如隋朝開鑿通濟渠、永濟渠、山陽瀆，連接黃河、淮河、長江到錢塘江。唐末五代之後，長安、洛陽破敗不堪，趙匡胤以開封為首都，仰賴汴河運輸資源（前身是隋代通濟渠），即清明上河圖所繪對象。蒙元建都北京，則是開通大運河，將糧食由南至北運至帝都。

中國本部與四裔的互動：朝貢與貿易互為表裡

按照《逸周書‧王會篇》勾勒的政治秩序，四裔需要前來朝貢。歷來有為之君也希望實踐此理想：

❝《漢書‧地理志下》說，南海諸國『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而所謂獻見者，是武帝派遣黃門（即宦官）為譯長，『齎黃金雜繒』，募冒險勇士，『入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其實是帶著黃金絹綢去海外貿易的。❞

由於外邦人意在從事長途貿易，朝貢來使的人數實際上與當時帝國的國力未必等同。杜正勝認為梁朝蕭繹的〈職貢圖序〉真有其事：

❝亞洲內陸國家的使節或商旅要到建康，多取道荊州，南海諸國自廣州登陸北上，也先到這裡，然後沿長江而下，故荊州才有『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蹶闕角，沿拆荊門』的盛況。❞

中國本部擴張的自然條件限制

我覺得本作最有趣的地方是畫分出中國本部與中國的勢力範圍，並且勾勒出國家面對兩者的不同處理方式（編戶齊民 vs. 羈縻政策）。而且除了從歷朝疆域疊合出本部範圍，他也試圖用三級階梯說明中國本部擴張的機率會受地理氣候條件限制。三級階梯的概念應該是中學時期學的吧，我沒想到這麼多年後居然重新溫習！

我覺得這本書的觀點印證《反穀》關於早期國家的討論。《反穀》提到一般的人民傾向於生產自己足夠的食物就好 ，國家因此會強迫人民勞動，榨取物質與勞務，而正由於有些地區「不可耕而食」，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才會處在各自的生態區位，而無法徹底消滅彼此。而那些逸脫於中國能控制的游牧部落，也成為遏制中國本部擴張的原因。

本作提到漕運的歷史，也讓我想到《反穀》曾指出「水路運輸的重要性優於陸路運輸」。

❝我想說句略微誇張的話：「沒有水運，何來國家？」我們早先已經強調，以船或小駁船運輸要比用驢或車來運輸更大大地符合經濟效益。直到一八○○年（在輪船或鐵路發明之前），水路運輸優於陸路運輸的事實可以從如下的例子得到印證：乘船從英格蘭的南安普敦港前往南非的好望角和坐驛馬車從倫敦到愛丁堡所耗費的時間一樣，何況這艘船可以運載更多貨物。❞

清領時期的臺灣是中國本部擴張的典型案例嗎？

邵式柏在《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區分涵化(acculturation)與同化(assimilation)這兩個概念，今日看來仍然有用。涵化是指採用另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而同化則是指對於另一個群體的認同。比如說清帝國的滿人生活方式可能跟漢人高度相似，但族群認同仍判然有別。

《中國是怎麼形成的》關於平埔族「漢化」的討論集中在第三章〈「中國」的擴散〉，他認為「至少時代比較晚近才產生改變的臺灣平埔族群，就能提供中國南方『蠻夷』漢化的參照」、「臺灣原住民從「生番」轉為「化番」、「熟番」，再變成漢人」。關於平埔族在清朝就已經漢化的說法，我覺得有可以再談清楚的空間。

清領時期的臺灣是清廷施行漢化政策的典型案例嗎？可能不是。清帝國在臺灣採取的似乎是長期的族群區隔策略。清帝國為了遏止漢人在台灣開墾，而與熟番結盟，將界外土地的地權撥給熟番，讓熟番成為漢人與生番之間的緩衝空間。到林爽文事件之後，熟番還被組織成民兵團，協助清帝國鎮壓漢人／奸民。在這種分而治之的戰略下，清帝國雖然改變平埔族的文化與生活方式，但並沒有動機改變後者的族群認同。

葉高華在《臺灣族群史解謎》提供1950年代平埔族仍保有族群認同的證據：

1956年9月執行的人口普查，其中「填表須知」中祖籍欄沒有預設「平埔族」的選項，只在訪員訓練教材告知，受訪者如果自認「平埔族」則填「平埔」。1959年10月出版普查結果時，族系部分僅列九族及「族系未詳」，「族系未詳」人數為27,009人（回答平埔者被轉為族系未詳）。另外，經過比對之後，發現魚池、水裡、車城、滿州等四鄉有跡象顯示平埔族人集體登記為平地山胞（約1300人）。

1991~1992年人類學者鮑梅立(Melissa Brown)在三個西拉雅村落吉貝耍、隆田、頭社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當地人會說「阮番仔無縛跤」，以及老年人可以說出當地原住民的歷史。另外，吉貝耍的族人段洪坤回憶1970年代附近居民很清楚吉貝耍人是「平埔番」。

詹素娟為111年憲判字第17號【西拉雅族原住民身分案】所寫的專家諮詢意見書，也有提到一個關於吉貝耍的故事：

❝即使到戰後的1950年代，當時臺南縣文獻委員會成員吳新榮等一行人， 前往吉貝耍（今臺南市東山區東河里）參加祭典。他描述「這次採訪多用主觀的見解或推測，是因為現在的住民都不喜歡我們追求他們的宗教、祖先、生活，最忌人家稱他們為蕃或平埔蕃。」當時，吳新榮等人遇到的一位男巫說：他們所「奉祀的是太上李老君」，吳新榮即接問：「是不是阿立祖？』男巫才笑說「實在是阿立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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